“开启全面改善民生的新时代”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民生话题

3月5日,农民工代表康厚明(左)利用会议中间休息时间,找到郑功成委员,交流农民工面临的劳动保障问题。 本报记者 王四新 摄
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央财政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等民生方面的财力达7284亿多元,这个数字较去年增长29.4%,相对于今年预算增长仅8%的条件下,这种超常规的增长前所未有。
从温家宝总理坚定地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到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掷地有声地说“不关注民生就白当了书记”,再到众多网民参与讨论“哪些是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民生话题炙手可热。
近日,两会代表和委员纷纷就民生问题发表感受、看法,并提出建议和议案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把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给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国家正在开启一个民生新时代,全面改善民生的新时代。” 他的发言得到了许多代表委员的认同。
关键词:药品安全
建议:立法保护百姓用药安全
3月5日,穿着一身漂亮彝族服饰的王明雯在众多的代表中显得格外靓丽。
谈到她关注的民生问题,她说:“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保证人民的用药安全,能够有一部法律去追究相关的药害责任人的责任,还能给我们的受害人给予一种有效的救济,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的和谐。”
王明雯代表说,“我国每年约有250万住院病人出现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每年24万人,药物不良反应即‘药害’,这些情况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
王启仪委员表示,药品不良反应是使用药品固有的风险,任何药品都可能发生,这主要是由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用药人之间的个体差异造成的。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赔偿机制。患者出现药害反应,只能自己承受,雪上加霜。
他忧心忡忡地说,“‘药害’已影响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应建立强制性药害救济赔偿基金。”
贾伟平代表提出,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特别是群体性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往往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事件发生后,由于患者常处于弱势地位,与药品生产企业或医院打官司需要花费很大的周折。特别是当药品本身检验合格、医疗机构操作使用也无失误的情况下,因患者个体差异等原因产生的严重不良反应,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对药品不良反应赔偿问题给出明确规定,使得受害者在企业和医院之间奔波“讨说法”,结果却索赔无门。
身为一名临床医生的贾伟平代表,与周红玲代表等一起准备了有关议案,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比如修改现行的《药品管理法》,明确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后应通过国家药品有害救济基金对患者予以赔偿;明确药品生产企业应从全年收益中按比例提取资金充实基金,并纳入药品意外责任险体系。
关键词:环保节能
建议: 征环保税 发行节能债券
3月5日,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市长张作理代表深有感触地谈道,作为资源依托型城市,石嘴山市曾经走过一条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之路,不仅产值能耗高,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一度上榜“全国空气污染严重城市”。近年来, 针对重点行业耗能高、污染严重的局面,石嘴山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强制审核,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产业园区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张作理代表提出,石嘴山要通过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造就一系列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建国代表则态度坚决地表示,宁夏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首先考虑环保问题,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重大问题上绝不手软。
许多专家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下,最需要防范的是少数地方和部门将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对立”起来。
对此,两会代表和委员纷纷支招, 傅企平代表提出可以征收环保税,他说,“当前,中国环保资金主要是通过财政投入和征收排污费来筹集。由于排污费收费标准低于治理费和运转费,某些排污者宁愿交费也不愿治理或运转污染治理设施。现行税法中没有专门的环保税种,合理界定征税范围,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具有可行性。 通过征收环保税,使拒缴税款和挪用环保专项资金的风险远远大于其收益。”
来自浙江的赵林中代表则说,“一些发达国家设立环保警察多年,并成为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主体。 我国林业公安在森林保护上作用巨大。环保也可以设立环保警察。”
担任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的贺强委员,一口气对节能减排问题提出了八大建议,其中有:鼓励私募股权基金向节能、环保产业投资,从而有效扶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考虑发行有关节能、环保的特种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加快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建立清洁能源基金,鼓励民营经济推动清洁能源项目建设等。
关键词:教育问题
建议:减轻学前教育的家庭负担
教育问题总是牵动着两会代表委员的心,他们纷纷建言献策。
朱永新代表介绍,目前我国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和集体办幼儿园数量大幅度减少,民办幼儿园数量快速增加。民办幼儿园基本上自主定价,学费迅速增长,给群众造成很大负担。“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把学前教育纳入国家学制系统并作为义务教育组成部分的做法,逐步把学前教育在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的比例从目前的1.3%左右增加到5%以上,把学前教育真正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公共事业的范畴。”
王儒贵代表说,“在宁夏等偏远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长期下来,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得本已贫困的偏远地区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儿童上学越来越困难。”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偏远地区教育资金投入,同时把刚毕业的大学生首先安排到农村学校工作,一方面缓解农村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让大学生到基层一线进行锻炼,同时让年长的教师轮换出来进行充电,从而使农村学校办得更好。
张琼代表呼吁,国家应将贫困地区农村的幼儿教育和高中教育率先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她说,“现在贫困山区农村中小学存在“吃饭难、饮水难、睡觉难”,国家应该加大农村中小学寄宿学校的建设步伐,真正让农村孩子从‘有书读,能上学’到‘上好学’。”
来自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韩永东代表建议,加强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彻底解决少数民族的语言关障碍。 他说,“目前,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学前教育跟不上,直接导致少数民族的语言关过不了。如果学前教育跟上了,就解决了语言关。另外就是高中教育资源不足,师资紧缺、教学设施不足,这是少数民族人才走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红代表指出,大学本科教育同样应该多层次多结构,国家应该加大创业型大学的建设。张红认为,对于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应该贯穿教育体制。如果让一个大学生按照原来的培养的模式、培养的知识结构,他毕业后去创业很困难。
龚玲代表还建议,政府应在农民工子女集中城市兴建公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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