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久远的事情了，似乎早忘记了，只是因为报纸上关于救护一个婴儿的报道，唤起了这一段回忆。那是30年前的事情，我和200名在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被招到延安以南富县深山里的“延安军马场”当农场工人。这个马场位于富县县城以西30多公里的深山，原先叫任家台林场，1971年被部队接收变成军马场，山大沟深，树茂林密，在黄土高原是一片罕见的林区。我在马场一大队的干沟二连当了半年农工，调到场部当上了供应科的保管员。场部多是从山丹军马局调来的老职工，从延安抽上来的知青只有几个人，供应科除了我当保管员，还有两个外交部的子弟当会计，一个是小刘，父亲原是在香港工作的高级干部，“文革”中被秘密逮捕，杳无音讯。小刘还保留着一些照片，香港半山的豪宅，一身打扮如资本家的“少爷”，当时我就这么想。另一个是小蔡，父亲是外交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头头，据说全中国的好厨师都归他爸管，只不过也靠边站了，否则小蔡不会当马倌来呀。此外，场部办公室还有两个北京女知青，他们先从北京到山丹军马场，从那边调过来，长得也可以，对我们这些延安土八路不爱搭理，所以，供应科就成了连队延安插队知青到场部时落脚的据点了。

聚到一起，没有饭局，但有酒有烟。烟是我集腋成裘，攒的，汽车司机、拖拉机驾驶员领材料时，都要递上一支烟，接过来，往笔筒里一丢，一天就半筒。酒是场部加工队自酿的包谷酒，每天酿出的新酒入库时，哥们儿从门口经过，喊一嗓子：“热的！”用茶杯舀上半杯，这是常事。有朋自连队来，香烟管够，烧酒伺候，漫天海聊，也真快活。酒加上烟再加上青春二十的几个小伙子，聊到后来，就唱《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天天如此，也没劲。五连有个“眼镜”一次说：“我写诗，念给你们听听？好吗？”这人的诗写得真好，至少那时我认为好，文绉绉，酸溜溜，情绵绵，听了心痒痒。小刘笑了：“眼镜，哪儿抄的吧？”眼镜急了：“哪能抄呀？以前有人当过知青吗？我这叫创作，懂吗您？”经过轮番审问，并以断烟停酒相威胁，眼镜交代他有几本禁书。“下次带来！”马场实行的是大礼拜，十天才有一天休息，十天后，眼镜来了，神秘地从书包里掏出几本又破又黄的书来：“别让人看见了，了不得，封资修！”可不是吗？《花间集》、《西厢记》，还有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其它一些小诗集。我只记住了这三本书，因为这三本书最受欢迎。一下子，大家都写起情诗来了，我没有写，那时，我的兴趣不在诗歌，而且也没有人需要我的情诗。我记得，每次小刘都认真地调侃这些“情诗圣手”们，嘴上叼着一只大头烟斗。我看着小刘想：“这个烟斗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香港留给他最后一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惜烟斗里装的是贫下中农抽的蓝花烟。”在这个“诗社”存在期间，我只写过一首诗，应该说改写过一首诗，就是长诗《欧根·奥涅金》里，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那封信。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动人，但这封信译得没文采，便动手重写了一遍。

记得是在冬天，当时，马场的场部也发生了一件中国式的爱情悲剧：

场部一个司机，和家乡的一个姑娘恋爱，并且让姑娘怀上了一个孩子。这个女人离开家乡来到马场，想在这里弄掉这个孩子。这女人长得高头大马，天天在球场打球，又蹦又跳又跺又跑，那孩子就是不出来。最后，孩子还是足月生出来了。孩子降生那天，当父亲的司机出车到西安去拉货去了。天降大雪，四野茫茫，那女人自己给自己接生，用布包上孩子，爬上场部后面的山坡，在半山腰刨了个坑，把那刚出生的婴儿埋了。当她从山坡走下来，被邻居发现了，在人们的追问下，她只是放声大哭。于是，一群人寻着她留下的脚印，上了山，扒开土堆，在冰雪里埋了一个多小时的婴儿，居然还有口气！婴儿被送进了场部医院抢救。消息传开，想要这孩子的人多得在救护室外排起了队：“这孩子命大，好养活！”“是个男孩！”“一个钟头都冻不死，神了！”故事最后是中国式的喜剧——出差回来的爸爸，二话不说，把母女接回了家，然后从场部开出一张结婚证，到处派送喜糖。

我吃着喜糖，用诗句重写了达吉雅娜那封信和《欧根·奥涅金》部分长诗。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当做我创作的开始，这件事后不久，延安军马场撤消了，喜糖和诗社也都像那年的雪，悄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