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二月，春寒料峭。早上７时２０分，六里桥劳务市场。２８岁的农民工侯相东提着一个布袋，站在通向西客站南广场的一条街边，安静地等着雇主。

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气温仍在零度以下。呼啸的北风几乎要将人刮倒。记者穿着羽绒服仍感到阵阵寒意。仅穿着一件风衣的侯相东站得笔直，瘦削的他说自己不怕冷。

这是个自发形成的农民工就业市场，几乎所有进城务工农民们从事的职业在这里均能见到：从装修工、泥工、管工、焊工，到红白案厨师、货车司机、保姆、保洁工，再到只是要点力气的粗工，应有尽有。

侯相东出来打工已经三年了，他在北京一家单位食堂学会了白案手艺。“蒸馒头、做包子、饼、面条什么的，我都会做。”他说，因此自己的就业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找一份厨师的工作。

转眼已是早上９点，气温升高了些，但北风仍然刺骨。也许是周末的原因，这里的雇主很少。招厨师的一个都没有，侯相东不动声色地等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等下去似乎毫无希望。终于，他不想再坚持：“我要到虎坊桥市场去看看。”他提着布袋，大步流星。记者试着掂了一下布袋，很沉。

“里面是我干活的工具和洗漱用具，找到活就直接住到店里去。”他说。

９点３５分，记者跟随他来到虎坊桥劳务市场。这是一个正规的人力资源市场，一间大屋里分隔了近７０个档位。里面挤满了来求职的农民工，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少六里桥的熟面孔。

他伸长了颈脖，把每张招聘启事都认真看过。这里让他燃起些许希望：两三家招白案厨师的单位贴出了招人启事。他掏出一张小纸片一根小圆珠笔，小心地记下了电话号码。

但这些地方开出的工资让他失望，多是1000元上下。离他的心理预期还有不少距离。

已是下午一点半，侯相东决定不能在虎坊桥浪费时间了，得重返六里桥。在路上，他掏出一张北京市自学考试的准考证，告诉我他参加过大学法律专科的自考。不过这对初中毕业的他难度挺大，“公共课都过了，专业课一门还没过。”

“我喜欢文学和政治，原来在家我都订《甘肃日报》。”他说，他还喜欢写信，跟各地笔友写的信有三四百封，都在家里放着。

六里桥的人群比早上扩大了近一倍，又来了不少在虎坊桥找工作的农民工朋友。

依然没什么老板来，来自各地的萍水相逢者有些懈怠，或扎堆在一起聊天，或在一起打牌。不少人衣角上别着川厨、装修工之类的技能说明。

一辆轿车驶过路边，都会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老板，招什么人？要我吧！”声音此起彼伏。

１４点４０分，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饭店老板来了。照例一下子围满求职者。“调馅、发面、蒸包子、煮粥，白案师傅，你们有谁能干？”老板问周围的人。

侯相东也凑了过去，“给多少钱？”他问。

“钱好说，这些活你能干吗？”老板反问。

“能干。”

听到老板开出的工资，侯相东的脚步犹豫了一下。其他求职的人一下把他挤到了一边。

“去不去？”老板蹬着自行车问。犹豫了一会儿，侯相东点点头，跟着老板的自行车后头往前走。

经过一天的奔波，侯相东现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明天他将迎来新的打工生活。

“觉得在北京苦吗？”记者问他。

“不苦。”侯相东说。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