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天，制造了浙江省迄今最大一起非法经营医保药品案的於友兵、董秀利、董志华等11名被告人，分别领到了1年6个月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药贩夫妻的生财之道

2007年9月28曰，杭州警方接到举报后，查获了杭州汽车南站附近一个药品非法回收、销售的窝点。当警方进入仓库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讶不已：药成堆成堆地摆放在地上，既有治疗感冒、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常用药，也有非常用药如万艾可(伟哥)等。据现场清查，药品多达500余种，市场价100余万元。几名犯罪嫌疑人正在仓库内打包、整理药品，准备出货。

可是，这只是该案的冰川一角。

为首的於友兵当场被抓。这个两年前就因非法经营药品被判缓刑的“药贩子”，不仅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买卖起医保药品。

2005年至2007年期间，他和妻子董秀利在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杭州召集了一批乐清老乡，从一道药贩子手里回收医保药品，再高价卖到其他城市。

2007年六七月间，为了改变乐清老乡之间互相竞争导致利润下降的局面，於友兵夫妇召集了7名同行，商议后决定每人出资20万元，共同经营药品生意，风风火火地开始尝试“集团经营”模式。

合伙经营不到3个月，案值就已经达到了将近1300万。两年多来，为首的於友兵夫妇非法经营的案值竟然接近4000万元，该团伙的总案值高达5200余万元。由于这些药品的收购价仅为市场价格的四五成，也就是说，实际给医保造成了近亿元的损失。

倒卖医保药品的“利益链”

蛀虫之害，触目惊心。那么，这张虫网是如何编织起来的呢?据承办此案的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检察官田涛介绍，非法买卖医保用药已经形成一个包括配药、一次收药、二次倒卖、出售等环节在内的经营网络，由此也构成了药贩子们固定的“利益链”。

田涛分析，从医院配药者大多是拥有医保的社会人员，他们从医院配出常用药，低价卖给收药者，也就是一道贩子。有的收药者还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客户”资源。二道贩子就是於友兵等人，他们的“规模经营”使交易更为“畅通”、“高效”。而买家则大多是外地的私人诊所和药店。

共同利益是这张虫网强有力的黏合剂。据涉案人员供述，一个一道贩子每月收入2000多元，二道贩子则获利更多，如於友兵、董秀利夫妇，几年来的收益近50多万元。

35岁的乐清人王珠凤是非法经营医保药品销售网中的一道贩子。2005年，听说收药赚钱很容易，便来到杭州“收药”。她和丈夫分头行动，行走在街头巷尾，见到路人就低声说：“收药了收药了。”大部分市民不理睬她，可也有少部分有医保的人，配来了药品卖给她。2007年9月，警方从她家搜出155种药品，价格约为11万余元。

前不久，她以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

可是，更多的一道贩子，因为数额不够或者难以认定等问题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销售链首环的配药者，案发后，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保中心虽初步查处违规人员50人，追回违规资金13万余元，但无一被刑事立案。

医保基金流失之痛

是什么原因促使如此之众的医保参保人员一次次地参与其中？

2003年1月至2004年12月，时任浙江省民政厅调研员的应卫东的工作之一，是为本系统离休干部办理“医保卡”。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他冒名去医院配药。在许多医生不核对病人身份的情况下，应卫东屡屡得手，随后再将药品廉价卖掉。她先后利用21名离休干部的“医保卡”配药100万元，非法获利40多万元。最终，应卫东以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应卫东骗保案和於友兵等人非法经营案，反映出医保制度在就诊规范性、审核监督、结算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管理漏洞。”田涛分析说，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践的时间短、医保管理对象庞杂，在管理上的确存在一定难度。同时，医保管理机构对欺诈医保基金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往往需要得到卫生、公安、药监、街道居委会等有关方面的配合，但是目前缺乏法定的工作协调机制，无疑削弱了医保管理的力度。

此外，虽然骗取医保金的社会危害性大，但由于骗保行为大都比较零散，达不到够罪标准，有时又因证据不够难以认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要以诈骗罪认定较难，这就给了一些不法人员可乘之机。

所幸的是，於友兵案发后，杭州市专门制定了《基本医疗保障违规行为处罚办法》，从行政法规层面对参保人员、医疗机构、定点药店等各责任主体的违规行为作了处罚规定。如参保人员通过重复就诊超量配取药品，将被追回违反规定支出的基本医保金，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医疗机构如允许或纵容冒名就诊、挂名住院的，将生活用品、保健滋补品等非基本医保开支范围的费用列入医保基金开支的，将被取消定点医疗机构资格。

“这也算是现行医保制度的小补丁吧。我们更期待通过法律和制度上的补丁，来堵塞医保制度漏洞，真正斩断药贩子的利益链。”田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