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先生走了，坊间因此展开了种种悼念活动。

此时此刻，媒体纷纷寻找文坛的有缘人和熟客，借他们的口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在这个过程中，名人和专家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就是民间祭祀所扮演的主祭人或者是文化的布道者。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代表个人的观点，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公众表达的一部分。

日前，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莫怀戚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达了这种惋惜之情。莫先生说：“梁老先生的《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等作品不但精彩，而且有深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我想，在未来20~30年内，很难出现像金庸和梁羽生这样的大师了，现代社会环境下的青年作家们都太浮躁和商业，时下备受关注的郭敬明和韩寒就只是玩弄一些文字游戏，吸引大家的眼球罢了……”

上述文字，是莫先生个人的观点，但我觉得，就文化批评而言，厚待长者，却未必就一定要批评青年。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金庸、梁羽生、古龙以及琼瑶们的文字传入大陆的时候，是有不少专家学者大呼要排斥文化垃圾的。就是在民间，不少喜欢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人士，也是抱着“纯粹消遣，无伤大雅”的观点来看此类文字的。到了21世纪初，武侠小说不仅赢得了大批的读者，而且在文坛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包括北大教授谢冕在内的学者，在编辑20世纪文学作品选本和撰写综述性文章的时候，都曾经对武侠小说做出过较高评价。而事实上，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源远流长、古已有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以《刺客列传》的方式对侠义精神给予肯定。

人的认识转变，总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年，大陆对于武侠小说不屑一顾。今天，它不但被广泛接受，还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扬。作为中年人，我总觉得，对于老人，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而不是无边的追捧；对于青年人，我们应该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的社会有一个传统，对于新生的事物总是不遗余力地打击和否定，对于已经定性的东西或者说大家认可的东西都要不遗余力去夸奖和赞美。

舆论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因为舆论本身的走向与大家的认知程度有关，更与大家喜欢跟风有关。想当年，那些站出来声嘶力竭批评金庸和邓丽君的人，不知今天作何想？他们的思路今天究竟有没有一些变化？如果他们仍然没有变化，那么又是谁产生了变化？如果他们自己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其根源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今天的社会，商业气息浓郁。作家和写手们都在乎版税和稿酬，这不都是坏事，更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敌人。整个社会都如此浮躁，几个青年人也扛不起改变文化商业化的重任。现在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有几个不热衷于借助个人声望和影响分一杯羹？年纪大的人尚且如此，又有什么理由批评后生小子？！

韩寒和郭敬明，本身也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他们所代表的，是以市场炒作和时尚精神为代表的文化消费。而这种消费的本质是：有什么样的消费群体，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创作主体。说来，不是韩寒们不争气，而是社会变了，一些老的文化人不适应了、内心的感受复杂了而已。我认为，对于后生小子，应该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少一分苛求和指责。谁能保证，在思想相对活跃、言论空间较大的今天，不会产生中国的文学大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