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枕边的《雅舍谈吃》，发现梁实秋先生写遍了京都的小吃，唯独少提正月十五的元宵。大约梁翁晚年患有糖尿病，对甜食忌口，加之“小娃”管束，想也不敢提了。

“不时不食是老北京的规矩，要到正月初七准备初八顺星上供才有元宵卖。……上元灯节正月十八一落灯，不但正式点心铺不卖元宵，就是大街上的元宵摊子也寥若晨星啦。一进二月门，你想吃元宵，那只好明年见了。”唐鲁孙先生倒是在《酸辣苦甜咸》中替他的老友记述了京都的元宵，老先生们行文，娓娓道来，若行云流水，似信手拈来，字里行间却藏着智慧，让我们这些后辈自叹不如。

元宵，俗称“汤圆”。这种食物，确像唐鲁孙先生所云，过去只有在元宵节前后才能吃到。主要是制作太麻烦，另外它的主料是糯米，吃多了容易积食，习惯面食的北方人并不选择它做主食。即使节日，大人也会告诫小孩子们少吃。

我们老家那地方过完“破五”，就开始安排做正月十五的元宵。通常提前一天泡好糯米，初六用小石磨兑水把糯米磨成浆，此法类似北方磨豆腐，成浆后滤出残渣。糯米渣不似豆渣另做它用，而是控干水后晾晒做元宵馅的辅料。糯米浆澄清后倒入生白布做成的布兜上，滤出细粉，挂至檐下冻晾至一周，干后用手一捻，特别滑腻。细粉干后，开始准备元宵的馅料。馅料中兑有豆沙（要用纱布滤渣）、焦核桃仁（要用滚水去皮，晾干炸焦碾碎），黑白焦芝麻，焦花生（去皮碾碎），加冰糖猪油，混合糯米粗渣，掺少许水后，团成雀蛋大小，放置室外，冰冻后，用大笊篱沾水放在盛有糯米细粉大筛子里摇，等馅儿沾满细粉后，倒在笊篱里沾水再摇，反复数次，均匀摇至乒乓球大小后，元宵就算做成了。这个时间多在正月十四，做成的元宵隔一夜，十五那天就要食用。元宵做多了，会送亲友。真正煮食的时候，我们能吃到的，也就四五个，物以稀为贵，十五的元宵自然成了最好的美食。当然了，那时候也有小贩叫卖的元宵，虽然有山楂、枣泥、豆沙诸馅，但馅儿只有指甲盖大小，咬半天才见到，这种元宵，并不招人喜欢。

元宵的制法，南北迥异。按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也”。北方的做法似乎比较正统。而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里就有两种做法：“用水粉和作汤圆，滑腻异常，中用松仁、核桃、猪油、糖作馅，或嫩肉去筋丝捶烂，加葱末、秋油作馅亦可。”袁氏长居江浙，所记载的，应是南式做法。唐鲁孙先生记载的南方元宵是先赶好了皮儿，放上馅儿然后包起来搓圆的包元宵，谓之甜咸具备，菜肉齐全。我在北京小住，曾经吃过上海五芳斋的速冻汤圆，老字号绝非浪得虚名，的确是皮薄馅大，口味绝佳。咸味汤圆我没吃过，不敢妄语。

关于元宵的掌故很多，据说袁世凯当政时，讳元宵谐音“袁消”忌，改叫汤圆。前门大街有家铺子的少东家，随口说了一句元宵，挨了两个嘴巴。洪宪驾崩，隔年这个铺子再卖元宵时，少东家写招牌，把元宵两字写的特大。这是斗气，大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