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节后跨省求职的农民工进行追踪采访，竟如大海捞针。

从正月初一下了火车就开始进村寻访，直到1月30日，记者整天在长沙火车站广场、候车室转悠，到处“盘问”，“目标”没有找到，却被四五个警察堵上，差点被拎进车站派出所做笔录去了。

“留在家里没意思，出去打工没机会。”这句话几乎是全球金融危机下“下岗农民工”经典表白了。

农民工一看就是农民工，这是连日来记者在车上、车站里获得的基本经验，他们朴实，有些漠然和警惕，他们即使穿上了崭新的低档西装，也无法遮挡骨子里散发出的泥土气息……记者与他们翻来覆去地套磁、讨好，但没有人愿意结伴而行。

大年初七，L7617次临客（长沙至广州）

“我去佛山一家化工厂做‘普工’，不知道干什么”

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七，适逢节后客流高峰，记者登上了去广州的临客L7617次列车。

这一天，湖南节后春运返程高峰一浪接着一浪，把农民工谌建财“颠”出了益阳火车站——他在那里没买到票，来长沙碰运气，也挤上了L7617次临客去广州。

L7617次车装了3024名旅客，超员90%，非常拥挤。指导车长黄颖一行从头到尾查一趟票花了整整4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他们还顺便帮记者“查”外出找工作的农民工，结果就“查”出谌建财一个！

在12号车厢的一角，这个来自湖南安化山区的农民从上车起就一直半蹲在地上，直到列车员逐个车厢查票，才看到他起身站了会儿。

记者也只好半蹲在他身边，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我哥哥在佛山打工，帮我找好了工作。”谌建财像挤牙膏似地告诉记者，他要去佛山一家化工厂，做“普工”，具体干什么不清楚。他边说边迟疑地把记者给他的名片递回来，随后低眉顺眼地像是等着回答下一个问题，把车票紧紧地攥在手上。

他说他找好了工作，不是记者要找的人。

“咱们到餐车找个座位，一起聊聊行吗？”谌建财摇了摇头，一声不吭地又半蹲了下去，两手一上一下搁在双膝上，低头盯着车厢地板出神。他年轻身体好，在这样冷的天气，只穿一件薄毛衫，外套是咖啡色西服，有些隆重地出远门的样子。

对于记者的采访，他没有兴趣。记者只好告辞了谌建财，往车厢的“纵深”挤进去……

L7617额定乘坐旅客1590人，但18节车厢或坐或站挤了3000多人。当天长沙向广东发出4趟临客，最多的是衡阳，发了12趟。

“今年很怪，节后客流回升快的不是大站，而是益阳、永州、新化那些小站。”1月30日，长铁公安处紧急调配“分流”警力，因为南下的客流超出预想，在一些偏僻小站“冒”出了比往年成倍增加的旅客。

一个警察提醒说：客流多，说明这个地方生活困难；越是贫困的地方，人越想出去打工。

益阳的赫山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12万人，其中农民工占92.6%。到去年10月底，受沿海经济下行影响裁员返乡2万余人，占16.7%。两股“返乡流”叠加在一起，使得益阳成倍地涌出了节后外出寻工的客流，益阳这个小站变得异常地忙碌起来。

看来，谌建财远在佛山的哥哥能帮他找份工做，实属难得。

在L7617拥挤的车厢里挤得筋骨酸痛后，记者发现，这趟车送达广州的，大多是有一技在身的高级打工者、白领、公司总部设在广州的湖南籍“伙计”。他们是休完春节假期赶路上班的主要返程客流。

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几个回东莞上班的宁乡农民围坐在地板上打扑克，记者时蹲时立一边看，一边跟他们闲聊。

“谁都不会愿意成为你采访的对象！”一个小伙子边洗牌边回头大声说。

他冲记者断断续续地喊道：“没工作正好在家玩个尽兴。”“谁都不会愿意没工作要找工作，东找西找，只找到一个不满意的工作。”“现在，想‘跳槽’跟‘跳河’差不了多少，没有哪里有现成的事情等着你去干！”“你想找那些出去找工作的人，现在还没到时候。正月十五以后去碰碰运气吧！”……

列车向南急速奔驰，车厢连接处，风声“呼呼”作响。

大年初一，湘潭县高司村

源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偏僻乡村

回家过年以及裁员返乡，使外出打工农民有了拼接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观”的机会。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放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为下一步的走法带来更多犹疑。

正月初一，记者从北京返回，刚下了火车，便给湘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韩炎打电话，请他帮忙挑一个外出打工农民最多的村进行调研。

很不巧，因为过年，干部都放假了。韩主席很体贴地给记者挑了离县城只有20多公里的河口镇高司村。

春节的城市成为半座空城，乡下却十分热闹。似乎在春节时，城市才在人声鼎沸方面“反哺”一下农村。乡下的每一条路上，总有成群结队的拜年客，每一个小集镇，无不车喧人闹，鞭炮阵阵，卖肉、卖鞭炮的摊子只差几步就摆到马路中间来了。

记者的二哥也被抓来当差，亲自驾车送记者去村里采访。到了高司村，村支书张松林介绍说：高司村离县城近，离湘潭市区也近。全村570多个劳力接近六成在外打工，但大部分在县城和市区，跨省打工的只有81人。

随后，我们在55岁的谢启寒家坐定。闲谈间，这个精神矍铄的乡下老头，嘴里不时蹦出“金融危机”这四个字，听得记者感慨万千。

谢启寒两儿两媳全在江苏昆山打工。“不能完全说是打工，是大儿子在昆山开饭店。”他说。

谢老汉的大儿子先是学厨师，看到当老板赚钱更多，两年前自己开始开饭店，一年租金都要10万元。

“金融危机厉害啊！他们只是不想关门歇业，才没有回家过年。”老汉说着说着，就扯到了金融危机。

他说，按往年，现在正是生意红火、需要帮工的时候，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找人，“金融危机一来，昆山的一些厂子没人了，吃饭的人不多了，生意淡了，跟他们帮厨的表兄弟去年11月就回来了，一个堂叔，早半个月也回来了。”

“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老汉叹息着，却也很洒脱。

他说，儿子昨天打电话回家拜年，说是以前生意好的时候，穿件短袖衣都累得出汗，现在穿上棉袄都觉得冷。

“儿子的店里每天都能打羽毛球了！”他苦笑着，一脸期待地凑近了身子问：“记者，你说这个金融危机什么时候才会完？”

这时，领记者进村的镇工会主席陈耀武告诉谢启寒，对返乡困难农民工，镇工会节前拿了1000元，慰问十户，每户100元。村支书张松林赶紧从兜里掏出一页纸递上去，说是“工会慰问款发放明细”。谢启寒看都没看，叹息着自言自语：“金融危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搞完呢？”

他在为儿子们担忧，或许，也为几个亲戚被“裁”回家而感到有些没面子……

在村里转悠了半天，大家忙着过眼前的热闹年，谁也没有答应“陪”记者出门找“案例”。记者倒是真切地感受到：这场源自大洋彼岸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无情地波及到了中国偏僻的乡村。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所属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春节前深入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调查，发现“金融危机导致的开工不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边远农村农民的收入，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

进退两难的景况，正在部分农民兄弟中蔓延。

“回家过年才发现，一些人嫌外面工资低，不乐意出来找工作了，我的几个亲戚就是如此。”12天前与记者一同挤火车回家的常德籍农民工金志红、肖伟不时与记者电话联系。

记者猜想，这种“不乐意”可能会非常短暂。随后的采访中，广铁集团也预计，受当前经济形势影响，今年春运节后农民工客流将在流量、流向上呈现不确定性，春运高峰将延至春运后期，持续较长时间。

而一位回乡过节的媒体同仁也与记者电话交流道：“许多有志回乡创业的人，跑银行跑政府，询项目问贷款，却尴尬地发现家乡距离原先务工的地方不只是‘慢一拍’。”

或许，不少原本已决定在家乡发展的人，会重新到火车站排队，期望再回头一搏。

2月2日下午，金志红、肖伟在老家常德坐上了火车，3日凌晨返回深圳。“我仔细地问过周围一些人，车上好像全部是回来上班的。”肖伟电话中说。

3日下午4点，肖伟再次打来电话，告诉记者他上中班，快要进班了。

“等把今年4月份的订单做完，看下一单是个什么情况，就清楚企业能不能撑下去。”肖伟说。

大年初二，湘潭县双江村

“帮农民出省找工作，领导说了，是项政治任务”

湘潭县是记者的老家。大年初二，记者来到与高司村一村之隔的双江村。

村支书何建杰显得很沉稳，他说，全村跨省打工的“一般人员”跟高司村不相上下，但双江村更有特色，“有百把个厨师在广东、上海、北京、武汉掌勺”。

何建杰显然为此感到宽慰，说：“我们这个村出厨师，金融危机基本影响不到他们。危机再大，饭总是要吃的吧？”

何建杰说着，把手里的烟头顺手朝门外一弹，弹出老远。“出省成本高，回来了，本地也能找工作，暂时找不到也没多大关系。”

2月2日，初八，河口镇劳动服务站的站长张莎打来电话跟记者“道歉”。她说，河口镇“不典型”，如果记者有心跟农民工出省，可以在正月十九那天去找她。正月十六那天，广东一家制鞋厂会来招工，县劳动局给张莎下达了“春风行动”的任务——必须保证全镇35个村每个村向广东输出一个农民工。

“帮农民出省找工作，领导说了，是一项政治任务！”张莎说，“县政府全安排好了，正月十九就出发。”

她还介绍，这批去广东的农民工不用自己花钱买火车票。正月十六那天，市里也会有五六个企业来招工，“不过不算政治任务了，以自愿为主”。

张莎所说的“政治任务”，是基层行政体系的常用语，在多数场合下，指的是要高度重视和坚决执行。这个“政治任务”，或许就是铁路部门预计今年春运人数仍然将呈增长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2月3日，广铁春运报道组给记者发来信息：从1月26日（年初一）开始至2月3日（年初九），湖南铁路共发送旅客156.1万人。其中，南下旅客发送量为85.3万人次,占发送总数的54.6%，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春运受冰雪灾害影响，不具可比性），增长4.9%。

集团新闻干事谭冬妮提供的一条“通稿”，详细分析了节后南下务工客流同往年相比不降反升的原因：

“一是珠三角的经济仍然谨慎乐观，年前倒闭的5000余家企业大多都是中小企业，而一些大中型企业的用工需求仍然旺盛。往年没有金融海啸，珠三角每年倒闭的企业也有数千家，而新成立的公司也如雨后春笋。

“二是相当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人员，特别是家里有小孩上大学的，如果不出去务工，就很难维持孩子的学业。因此，不管外面的工作难不难找，他们都得提前上线，早日返城寻找工作。在旅客调查中，发现这部分人群约占总数的20%。

“三是很多80后、90后的农村青年，中学后就一直在外务工，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压根都没想到让自己再重新扎根农村。春节后，不管城里的就业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南下找工作，继续他们的城市生活。在旅客调查中，这部分年轻的人群约占南下旅客总数的16%。”

此刻，记者不由得想起了安化农民谌建财，这个老实巴交的山区农民，就裹挟在一股巨大的南下务工客流之中。

记者清晰地记得，2月2日凌晨车到广州时，挤在涌向车门的旅客中，个头矮小的谌建财显得有些踉跄，在站台上的人群里晃了一下就不见了。

他什么时候到达佛山？什么时候找到哥哥？他在化工厂到底找到了一份怎样的“普工”？

（广铁长沙客运段新闻干事殷庆对本文采访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