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一个晚上和一帮朋友在一家饭店吃饭，当晚吃完饭回到家快到十一点了，我正准备睡觉，手机响了，一看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省城的区号，我有点纳闷，我在省城没有亲戚朋友，会是谁呢?带着疑问接通电话，是哥哥的，声音有点哽咽。他问：“你休息了吗?”

我说：“你声音怎么变了?是不是感冒了?你怎么跑到省城去了?”他说：“我，我挺好的，快过年了，在村里打工修渠的工钱没有拿到，工头跑了，找不见人影，我和村里一起干活的几个人来省城要工钱。来了四天了，打听到工头的家，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守在门口，一天守到黑，见不到他的影子。眼看快过年了，拿不到血汗钱着急死了。”

我听了，心情很沉重。我问：“那你这几天吃什么？住在哪里？”哥哥说：“吃的是从家里带的饼和咸菜，住在一家小旅社，一天晚上20块，钱没要到，反而贴进去了一百多块。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给你的同学或者朋友打个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当官的朋友帮我要要，最好能给市长打个电话，我在电视里看到，有的包工头卷走民工的钱，被市长知道后打个电话给当地的领导，很快就拿到工钱了。”

哥哥的问题让我很难过，我没有当官的朋友，也不可能给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市长打电话。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即便知道，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打得进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宽慰他，我说：“你先回家过年，明天我就给你寄点钱过去。”

听到我的安慰，电话那头的哥哥没有声音，只有轻微的哽咽声，我听得出他的难过和失望。片刻，他说：“你别汇钱，你买了房，贷了款，我过年的钱自己想办法。”电话那头凛冽的寒风呼呼地从街道刮过，旁边的人在公用电话亭旁一个劲地催哥哥，你打好没有?快点，我们也要打电话回去。还有一个人安慰哥哥说，别难过，说不准明天我们就能等到工头。我估计是哥哥的同伴。

“你安心工作，别偷懒多写点文章，通话再有三十秒到五分钟了，我要挂电话了。”

说完哥哥匆匆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再也睡不着了。哥哥把通话的对间精确到分秒，是为了节省一分钟三毛钱的长途话费。我知道，对他而言，只要是自己用苦力气换来的哪怕不起眼的一分钱也是极其珍贵的。躺在床上，我脑海里一次次浮现哥哥给我诉苦的情景。春天的时候，哥哥打来电话说化肥价钱涨了，买多了没有钱，买少了庄稼蔬菜长不好，日子过得很艰辛。夏天的时候，我打电话问家里的收成，哥哥说白菜一斤3分钱，一拖拉机白菜卖一百块，扔了可惜，喂猪猪吃不完，只好眼睁睁痛心地看着辛苦了几个月的白菜无奈地烂在地里。秋天的时候，我打去电话，哥哥说蒜价降了，刚开始收购的人一辫子出3块，他为了冬天卖个好价钱，当时没舍得卖，没想到后来一辫子跌到2块钱还卖不出去，肠子都悔青了。冬天的时候他又为自己的辛苦钱而奔波，住在城市的屋檐下。一年四季，我很少听到过哥哥的好消息，总觉得，他像一棵家乡沙滩上的红柳，无奈地挣扎在贫瘠的盐碱荒滩上。

哥哥今年38岁，看上去他没有一个中年人的精干，沉重的农活把他历练得更像一个老头。背稍微有点驼，头发已经过早的白了，手粗糙得像榆树皮，走路的时候整天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年四季他忙碌在那几亩田里，地翻了一茬又一茬，庄稼收了一年又一年，当我无病呻吟地讴歌农村的田园风光时，他却在为一斤白菜三分钱的价格而惆怅；当我挑剔每天摄入的过多脂肪让自己的肚皮日渐隆起时，他还在为过节要不要称几斤猪肉改善伙食而反复盘算计较；当我在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的酒馆里推杯换盏时，他还在乘着月光翻地收麦收菜；当我每个月心安理得将一笔笔工资奖金纳入口袋时，他还在为自己的工钱能不能按时拿到手而犯难忧愁；当我嫌弃每日的菜肴太油腻时，他却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一盘没有多少油水的蔬菜…… ．

除夕那天，天气预报说老家要下大雪。夜幕降临后吉祥喜庆的爆竹花炮竞相怒放，当我在南方的家里摆上丰盛的菜肴时，我打电话到哥哥家，嫂子说锅里的饺子已经煮糊了，哥哥还没有回来，还在工头家门口守望他的工钱。放下电话，我心里空空的。

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哥哥给我打来电话，他一开口就说：“兄弟，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在除夕之夜要到了工钱，我感谢工头，拿到钱，我竟然恨不起来了，真不知道说啥。”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说：“哥哥，春节快乐，我们该感谢你，工头该感谢你，全中国衣食无忧的人都该感谢你们!”

哥哥，我在城市，你还在泥土地，我知道，你比我更容易分得清我们命运的河流两岸，那一盏灯红，那一杯酒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