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论坛——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学术研讨会本月9日在北京闭幕。在这个由我国文化部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文化遗产保护在“数字时代”的路向与选择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有专家认为，将文化遗产放在虚拟的数字空间，改变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但其先进的信息采集、处理与传播手段，在文化保护上带来的不只是福音。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称，数字化技术推动博物馆公益性、公共性核心价值的全面实现，但是，对在传播时文化遗产转化过程中的过分娱乐化、趣味化，有可能对博物馆文化的价值造成损害和消解。他认为，博物馆文化的物证和现场不可替代性，应该使数字化努力的结果让更多的人回到博物馆，直接和文化遗产对话，数字化应该使文化遗产离公众更近。

目前，世界上大量的文化遗产，正以规模的速度，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保护。数字化技术有使每一件文物链接密集详尽的相关资讯，甚至整套资源的能力，给全世界的学者跨领域合作，获取巨量研究素材，完成更深入研究提供可能，也使文化遗产在虚拟的形式下得以保护和广泛传播。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目前他们的数字化文物保护，有和日本合作的数字化虚拟宫殿；数字高清记录正在进行的长达20年之久的故宫大修；数字化提供肉眼达不到的文物细部展现，和比现场展示更为详尽的资讯内容，为文物鉴定提供更好的技术手段等。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非遗门户网站、非遗普查软件、非遗数据库正发挥巨大作用；国家图书馆累积全文影像保护已达1.1亿万页，音频数字转换的音乐超过50万首；担当面临无法永久保存老电影档案影像资料电影遗产，做抢救性数字化修复达1600多部；保存并传播边远少数民族的活态博物馆，不仅有原样地还是有文字、歌曲、民俗学者研究成果等。

对李文儒所提的问题，音乐研究学者薛艺兵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认为目前的数字化快速换代的新技术在保存音乐时，使原始声音在一次次转录中消解损失较大。另外，数据库做得越大，越完善，传播的就越广，这也使传统文化生态改变的就越严重。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个性化、地方化，而数字时代却是世界化、均质化、共享化。他认为，对数字技术不能盲目依赖。

记者了解到，从目前数字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上看，的确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如，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经过美国数字化技术领域的创造，在超高的票房影响力下，也改变了我们对花木兰的传统认知；《赤壁》带来视觉奇观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电影引以为傲的美学特征。再如，国家图书馆正在做的古籍再造工程，实际上是数字化的仿真复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手段未尝不可，但从收藏角度来说价值就打了折扣。但是，参与奥运开幕式设计的文化战略研究学者高新生，却表达了数字化带给他的方便。他说，奥运会选择形像“凤凰”确定后，他在相关网络平台检索中找到了7343条有用资料，这种效率在数字化技术以外，是不可想像的。

数字技术在快速推进文化遗传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给当代人文艺术、传统文化保护领域带来另一面，即文化创造的虚拟性和传承的边缘化。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数字技术也可能成为一柄“双刃剑”，在给世界以丰富生动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会使那些不能受惠数字技术的弱势文化样式以“文化单极化”挤压。

《美术研究》杂志主编吕品田的提示是一个重要的声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人，是活态的，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里，由于数字技术培训的强大技术影响力、传播力，对人的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避免文化数据化，再由文化数据化造成文化的遗产化，这是我们在数字代时代，把握数字技术一定要有的预警意识。” （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