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中，大众记忆中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过把瘾》等电视剧被屡屡提及。与当年这些为观众留下诸多愉快回忆的优秀剧目相比，眼下的电视荧屏上，却大量充斥着空洞、夸张的垃圾剧。在这些电视剧中，类似《渴望》、《编辑部里的故事》等剧中表现出的善良、感恩、鲜明的社会价值取向荡然无存。越位的电视剧，不仅刺激观者眼球，也在挑战社会伦理标准。

漠视伦理价值在蔓延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道德底线，然而，在荧屏上，似乎这条底线轻易就被突破，或者毫无底线可言。动辄几十集的叙事中，没有真善美的展示，却充斥着早恋、报复、畸恋、不劳而获、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阴谋诡计。

一部曾经在各大电视台轮番轰炸荧屏的所谓家庭伦理剧，打着批判的旗帜，却在长达28集的故事中，不仅充满了主角偷情时的丑陋床戏，更有后母苦心设计的折磨孩子令人愤怒的大量情节，其中尽情展示的不是人性之美，而是丑恶、黑暗、绝望与复仇。在一部家庭剧里，双腿健全的婆婆怕家人不照顾自己，竟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假装坐轮椅。

偶像剧更离谱，在校的不读书，毕业的不工作，生活就是谈恋爱，还天天开跑车、穿名牌、住别墅。一部所谓的80后奋斗剧中，主人公所谓的奋斗经历轻描淡写，倒是开好车、住好房、衣着光鲜、生活时尚，丝毫看不出所谓的奋斗艰难，只有那些空洞的台词，貌似激励着青年观者的奋斗激情。

警匪剧中，对反面人物的重点刻画，倒让正义靠边站。曾经一部著名的警匪剧，“征服”众多观众守候荧屏。尽管没有过多暴力场面，然而，反面人物屡屡得以脱身，原本简单的猫捉耗子游戏，剧中警察却花了整个20集的时间才让正义得以伸张，不知究竟是谁在征服谁？也有案情剧集以写实风格拍摄，描写一女子在家中床上被杀，这显然是一个香艳悬疑的开始，案情侦破的过程中，同样充满了下流、猥琐的案发当晚情景假设……

接受记者采访的郑小姐表示：“电视剧中展示人性中的纠结与丑陋也无可厚非，毕竟人生不都充满美好。但对于没有门槛的大众化娱乐来说，其宣扬的社会价值与道德伦理，还是不该被收视率所影响。毕竟，荧屏前还有很多未成年观众。”

已经身为人母的李女士有一个5岁的女儿。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她发现，越来越难回答孩子的问题：“妈妈，这两个人在打架吗？”越来越多的“床戏”，时时令围坐电视机前的一家人感到尴尬。

更让李女士担心的是，关于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女儿也常会爆以谁“爱”谁这样的惊人之语。李女士告诉记者：“我们看电视的时间已经尽量压缩了，但依然对于电视剧中的暴力、情爱画面猝不及防，这对未成年人都是不好的影响。”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观众都表示，电视剧中漠视社会伦理、夸张暴力写实的剧情镜头，并非个别现象，这种对社会道德底线的羁越，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了。

镜头过分写实变“暴力”

事实上，除了以上罗列的类型剧中有对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的扭曲，在一些制作精良、故事情节确实不错的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中，也会出现令人难以言说的镜头。

在一部革命题材剧中，怀孕的地下党员为躲避敌人的追击，忍辱在浑浊的井下泥水中分娩。整整三四分钟展示极端情境下分娩过程的刻画中，除了女演员痛苦的表情，还有污浊的泥水、分娩时的血水以及婴儿水中出生的特写，这种过分写实，虽然很好地表现了地下党员为革命奉献的精神，却也过分地刺激了观者的视觉神经。

“老实说，当时看完那场戏，觉得生孩子实在是痛苦，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革命先辈如何为革命抛家舍业，而是以后最好不要孩子了。”朱小姐这样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电视剧镜头频频“出界”，是对消费市场的一种迎合。据统计，我国每年生产电视剧过万集，能够播出的只有一半。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许多电视剧在创作和拍摄的各环节上无所不用其极，通过镜头制造视觉冲击成为重要的手段。不过，对于这种做法业内人士并不赞同。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金丹元表示，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视觉冲击无可厚非，但视觉冲击并不等于感官刺激。更何况，好的电视剧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情节的曲折、人物的性格、经历的传奇等等都可以构成吸引观众的因素——并且比脱离主题的残酷与裸露更有力量。

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郑伟表示：“实际上，运用剪辑技术，很多情节点到为止即可，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必要那么写实地表现也可以达到渲染情绪、交代情节的目的。”

与国产电视剧中的直白相比，被很多人认为过于理想化了的韩剧中，尽管充满了太多灰姑娘式的浪漫与梦幻，但一部接一部的爱情喜剧、悲剧、正剧中，恋人苦苦修成正果，大部分也仅仅以借机位的接吻而结束。在那些长达百集的家庭剧中，夫妻之间就连换衣服都要回避，这在国内的编剧、导演那里，简直无法想象。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峰认为，我们国家在电视管制方面惩罚力度太小，很多东西缺乏规范。他说：“我走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少看到荧屏上有这么多不雅的东西。不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日本、韩国，发达国家在电视管制方面，都有很多的法律条文来限制。”

产业从业者的社会责任

在当下电视剧中表现出的道德缺陷，实质是创作者缺乏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著名编剧王兴东表示，一个向前发展奋争的民族，需要的是进步的鼓声，需要照亮心灵的阳光，需要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

事实上，在盈利与收视的压力下，并不是每个编剧都能够实现道德价值、大众审美与收视效益相统一的完美结合。而那些弘扬主旋律、为大众奉献庄重人生的编剧们，在自由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下，也陷入迷惑。

作家麦家对这一点感受颇深，虽然他的作品《暗算》在各地电视台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他本人却陷入了创作的困惑：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庄重的人生，在如今似乎就等于没有艺术探索。“我写了一群英雄，可是很多人觉得很滑稽——现在谁还讲英雄？现在都进入了个人化叙事和欲望化叙事时代，表达的是人生的丑恶、黑暗、困惑和绝望。创作者完全痴迷在一种自我的、自私的、自恋的所谓感情和思考中，津津乐道，惊心动魄，而毫无承担社会责任的愿望。”

同样为此感到困惑的还有著名学者刘小枫。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文化氛围使得当下包括影视在内的艺术创作正愈发自由，几乎什么都可以写了。”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学者不能对影视作品开展道德批评，“一说到道德批评的话，就会被人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进行抵制。”

除了创作者应该承担文化传播中的社会责任之外，很多人士也提及了媒体应当担负的责任。

在制播分离的电视剧产业链上，如果电视台能够把好关，在购片时严把伦理道德准绳，相信对电视剧的制作也是一只影响巨大的指挥棒。从一个媒体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媒体的价值观，以及是否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如何具体地践行责任创造价值的理念，则是一种对媒体自身的考验。

不管是早期的《渴望》，还是近年的《士兵突击》、《暗算》的成功，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主流社会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并没有颠覆，向往真、善、美，从中获得的愉悦与心灵慰藉，将远远大于夸张、炫富、暴力、畸恋的感官刺激。而这，应该成为电视剧创作者谨守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