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30年，是国家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幸福的30年。对于亲历这一历程的个人来说，这30年里，流动性增强，竞争出现，收益多元化，生活质量提高，市场规则确立……这些可触摸的变化，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无法想象的。

据此，本版一直编发《改革开放三十年·我的亲历》一批自述体的报道，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天，在这里我们又特别编发一组《我们的30年/“我的亲历”特稿》，再次与大家回顾、分享我们自己的30年。

十月的西安，秋高气爽。在西郊陕西猴王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猴王公司）总部，总经理侯晓军自信地设计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身份：“我的目标是把企业变成集团管理公司，60岁时我就以董事长的身份退居二线，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去经营。”

除了需要考虑现有实力、自身能力以及愿望等因素，在身份的选择上，侯晓军现在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其实，今天的国人差不多与侯晓军一样，在职业身份的选择上享有高度的自由。这在改革开放以前绝对不可想象。

53岁的侯晓军1975年开始工作，在过去的33年中，他先后经历了10个身份的变换，从一个别样的角度见证了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

从学徒工到车间主任

“那个时代，一切都是‘计划’，个人很少有选择的空间。”侯晓军回忆。

侯晓军1974年高中毕业时，由于父亲支援大西北，按当时的政策，留在了城里。在待业的一年多时间里，街道办先后安排他在西安西郊的轮胎翻新厂、标准件厂干临时工。1975年12月，被分配到邮电部西安电讯元件厂，成了这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名学徒工，由此正式参加工作。

“我一共做了三年的学徒工，每月工资只有18.5元。”侯晓军说。其时，几乎所有的工人第一个身份都是学徒工。由学徒工转正后，多数人的身份停留在普通工人上。侯晓军因为能力强，从工人中脱颖而出，身份也由班长到段长，最后成为车间主任。侯晓军满以为，日子就这样按照父辈的脚印，在单位与家庭间“两点一线”按部就班地重复下去。至于改变身份，甚至自立创业，真的是“做梦都不敢想”。

实际上，改革开放伊始，这样的机会便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并随着深度广度的加大而逐渐显现。但毕竟，计划体制太久、太僵，侯晓军所在企业又深居西北地区，加之他作为一个小干部，从来只管做好分内事，对于“下海”创业，顶多当作饭后谈资而已。

时间转瞬即逝。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迅速扩大的开放让内地的企业很快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厉害。“我们的交换机一装就是一层楼，而进口设备一间房就解决了，造价还低很多，所以工程越来越少，后来基本上接不到订单了。”

车间的工人陆陆续续下岗，侯晓军也处于待岗状态，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回家。但作为车间主任，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下岗。“直到1993年的一天，厂领导打电话叫我过去，我还以为是派活呢，谁知道是通知我下岗，每月只给60元的生活费——真是天崩地裂啊！”

侯晓军都不记得是怎么回家的，从车间主任到下岗职工，这个始料未及的身份颠覆，让他整整10天没有出门。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其实现在想起来，这是新的机遇，没有那次下岗，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侯晓军淡然回忆。

从下岗职工到高级打工仔

越来越多的“国营”、“全民”、“集体”单位经受不住市场经济的大浪，陷入困境，越来越多的人也像侯晓军一样下岗了。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市场经济运转、社会用人方式等等发生了根本变化，那种离开计划、审批商品不能流通、人员不能流动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正是在此背景下，侯晓军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转悠着。一次，偶然遇到一个卖电扇的朋友，正需要推销员，侯晓军自告奋勇。他想，反正也不需要什么成本，挨家挨户跑就是了。

第一次是一个大商场，侯晓军推开业务洽谈室怯生生地问：“要电风扇吗？”西安的夏天奇热无比，侯晓军想，怎么着也得让个座、给杯水喝，等他介绍一番吧。结果没等他开口就被推了出来。

侯晓军几乎下决心从此不干了，是妻子的鼓励使他第二天又顶着太阳沿街推门。第10天，终于有个商场要了100台。侯晓军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1000元呐，顶我上班三个月的工资啊。”他事后想，这“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意义是找回了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离开工厂也可以生存，这是我走上创业路的最关键一步。”

这时，深圳的改革与开放已经遥领全国之先，深圳速度、深圳奇迹经常被内地人街谈巷议。侯晓军揣着1000元，买张硬座票去了深圳。的确，深圳的电子工厂特别多。侯晓军找到高级人才所，想应聘厂长或者部门负责人职位，但人家要文凭，而他才高中毕业。没办法，只好降格去南山劳务市场，但是仍然没有结果。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吃的盒饭也由最初的6元标准降到3元。一次，侯晓军看到电线杆上一张招聘启事，就在心里盘算：“再试最后一次，找不上就打道回府。”这是一家正在筹备的电子玩具厂，只管吃住，暂无工资。实在是无颜回江东，侯晓军一咬牙，先留下来再说。

跑腿，招人，培训，分工，制作简易生产流水线，原来在国企工作的经验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一个半月后开始生产，我以厂长的身份打工，月薪1500元。”侯晓军回忆。

产品直销台湾，生意很不错。但一年后，三位投资人出现了裂痕，工厂解散，侯晓军第二次失业。不过这次，他一点也不惊慌。“我在那里很勤奋，早就有人高薪拉我，只是我们北方人都有个观念，觉得有道义跟着第一个给你饭吃的人干到底。”

这边刚失业，那边马上就重新就业。侯晓军来到一个塑料印刷厂，当了一个主管销售的副厂长。虽然是副厂长，销售却得上门去跑。他瞅准的第一个客户是深圳一家有名的矿泉水生产企业。为了直接找老板谈，侯晓军先和保安攀乡党。“那次我就在门口等着，忽然来了一辆大奔，保安手一指，我就跟上去了。”侯晓军说，“我跟到办公室，送上样板册，他们原来2分印一张，我报价1.9分，就这样拿下了100万张的订单，后来把他们一半的订单都给我了。”

以此为例，侯晓军把深圳几大品牌水的印刷都拉了过来。到1996年底，侯晓军已经成了一个让内地人十分眼红的高级打工仔：月薪2000多元，15％的干股，工厂给配了大哥大、吉普车，还给租了房子。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侯晓军的人生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但1997年父亲的突然病逝，令一切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从私企老板到现代企业家

父亲的病逝让侯晓军在内心深处有所触动，深圳的高级打工虽然十分快意，然而人到中年依然背井离乡，心里不是滋味。当时，西北已在西部大开发的前夜，创业的环境虽难比深圳，但创业空间可谓无限。

在深圳的几年打拼，让侯晓军彻底摒弃了依恋国企身份的念头，他坚信，以自己的能力，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不仅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可望实现自我价值。

侯晓军辞掉了深圳的工作，怀揣几万元回到了西安。他决定，用自己在深圳的见识、训练为资本，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侯晓军选择的是汽车美容业。当时，汽车美容在深圳作为服务业已经十分发达，但在西安，这一行业还没起步。侯晓军决定把深圳的服务方式搬过来。“我要让车开进房子里洗，还要让客人到休息室喝茶，并且24小时服务。”侯晓军说。

1997年5月8日，猴王公司开张，侯晓军从打工仔一跃成为私企老板。

由于服务新颖周到，洗车店一开就火，不过侯晓军并不满足于此，他把主要方向盯在了汽车装饰装潢上。那时候，西安汽车装饰装潢的服务也相当落伍，卖车行只管卖车不管装饰。侯晓军就去西安最大的一家卖车行谈。他抱着“双赢多赢”的商业理念开出的条件把车行老板都吓了一跳：“我来给你配套，把你卖出的车都装修了，营业额的20%也给你们。”

这样的买卖哪有不成的！开业当天下午，就卖出了500元，第三天达到3000元。一个月之后，月营业额达30多万元。车行的生意因此更好了。消息传出，西安所有大的卖车行主动来找侯晓军。就这样，猴王公司迅速进入了8个卖车行。

侯晓军就这样起步了。进入新的世纪，小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侯晓军的事业也越做越大。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管理知识上的欠缺，就在百忙中到西北大学进修现代企业管理。侯晓军的想法很明确，要从私营作坊发展成为现代企业，就必须过管理这一关，自己的身份也必须从私企老板向现代企业家跃升。

学习使侯晓军眼界大开。

“家族式管理到一定阶段就在内部出现危机，差点打垮我。”在经历了换人、调防、培训管理层等种种尝试失败后，侯晓军痛下决心，以利益换管理岗位，渐进改造家族式管理。到目前，猴王公司基本告别旧的管理模式，开始走向现代企业。

在经营上，侯晓军适时撤出了卖车行，建立起了“猴王”品牌的汽车装饰装潢连锁企业，并且办起了以汽车服务为主的技能培训学校，使学校成为自己的人才基地和扩展连锁店、加盟店的纽带。同时，以连锁、加盟店为网络，侯晓军开始发展自己的产品链和物流配送。

现在，猴王公司已是陕西同行业中的佼佼者，8个连锁店和12个加盟店遍布西安市和全省各主要城市。2002年，侯晓军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4年又被评为全国再就业明星。

不知不觉间，侯晓军的身份已从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提升为现代企业管理者。

回想起自己眼花缭乱的身份更替，侯晓军由衷地说：“是改革开放把下岗变成了无数个新的机会，我才能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实现了人生价值。”

流动性增强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流动性增强。农民可以进城了，农民可以考公务员了，当了公务员可以下海，下了海可以再考公务员，还有，很多人选择工作的自由度大了……

流动性增强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身份。

改革头十年，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1992年至2002年，第二波改革开放，使长期对农民紧闭的“城门”打开。2003年第三波改革展开后，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工权益保护、新市民享受市民待遇等受到高度重视。有报道称，超过4亿的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进入城镇成了企业家、工人、农民工等。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民工不仅成了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每年数百万人成为“新市民”。

在城镇，改革开放使人们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跳槽”、“下海”、“兼职”一度成为头条新闻。

20世纪90年代初掀起第二波改革开放热潮后，人们冲破户籍、档案等因素的制约，加速在行业、区域间流动，身份转换渐趋活跃，大学生就业从国家统分向双向选择转变，1993年、1994年，大学生奔赴沿海开放地区成为一道热闹景观。

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期，全国性的企业改革、改制以及政府机构精简，推动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人的大规模流动，人们从国企、集体企业向改制企业、三资企业流动，从内地向沿海、从西部向东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人们在改变身份的过程中，体制色彩、家乡观念、等级观念逐渐淡化，“自主择业”、“自谋职业”、“自我创业”成为常态，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兴趣爱好、价值实现等越来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