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说起写作的权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尤其进入网络时代，写作几乎成为人尽可为的事情。诗歌散文小说以及书信日记，你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挂在网上即时发表，没有门槛。写作，成了自由行为。

从前不是这样。我说的是我的从前。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诗歌高潮，还有后来的“小靳庄现象”，从小喜欢文学的我，也跟随着热爱起诗歌。

我的所谓写诗，其实是“顺口溜”。写了“顺口溜”想发表，便动了投稿心思。那时投稿可以不贴邮票，剪去信封右上角就行。如果不属于“邮资总付”的报刊，贴上一分五厘的邮票即可。红色革命年代，一支笔一叠纸一腔空洞的热情，写作属于低成本的劳作。

低成本劳作，发表却不容易。我几次寄出“顺口溜”均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那时我是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儿，却颇有几分自知之明，坚决认为自己写作水平太低。于是，我开始了寻师路程。

当时我在工厂当工人，身边多为出身三条石的目不识丁的老工人，我跟他们学到操作技术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他们熟悉《三侠五义》，我却得不到什么文学滋润。我若寻找文学高人指点，必须走出去。

我阅读当时的报刊，记住一个个工人作者的名字，内心很是向往。经人介绍，我利用公休日走访当时频频发表诗歌作品的工厂诗人。我去了汉沟的轧钢厂和塘沽的造船厂，还去了几家国营大企业，当面向他们请教。我至今还记得这些工厂诗人的音容笑貌。

作品还是发表不了。这时车间有明白人告诉我，你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写作吗?必须证明你是好人才行。

是的，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坏人”不但没有权利写作，更没有权利发表作品，比如“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怎么证明我是好人呢?我终于得到明白人的指点。你写作诗歌，先拿到咱厂宣传科盖了章，然后寄出去。人家编辑部接到这样的稿子就认为你是好人了，只有好人才有权利发表作品。

醍醐灌顶。我终于懂得什么是写作的基本权利。于是开始使劲炮制“诗歌”。一天，我揣着诗稿前往工厂宣传科。记得我在门外徘徊了很久，才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一位大姐模样的干部掌管那枚红色图章。我把几首诗歌递给她请求审查。她随手翻了翻，好像并不在意。我企盼她对我的诗歌作出评价，她却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比如是哪个车间的，叫什么名字，然后她说了一句你要安心本职工作啊，便在我的稿纸上盖了一个世界上最圆最红的图章。

怀里揣着盖着红色图章的稿纸，它一下红透了我的心。我大步跑回车间，躲在角落里喘着粗气。我从心里感激那位梳着两条又黑又粗大辫子的大姐，她让我赢得了写作的权利。

一个公休日，我小心翼翼将这几首盖了红色图章的诗稿装入信封，有意贴足邮票投入百货大楼对面的邮局信筒里。那心情好似放飞了一只鸽子。

后来，我又去了两次宣传科，给自己的诗稿盖章。盖一次红色图章就好比赢得了一次写作的权利。

不知道是由于红色图章证明了我是好人，还是因为我的“顺口溜”水平略有提高，我终于发了“小豆腐块”诗歌。从此，一座无形的“门槛”筑在我的心头，告诫我写作需要得到权利的“签证”。我知道，这种“签证心理”很有可能是一种错觉，写作其实不需要什么权利。然而，它却在我的心路历程上形成曲折，使我的灵魂愈发卑微。

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也进入盛大的狂欢节。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写诗，便知趣地转向小说创作。改天换地，我已然不需要那枚红得逼人眼目的图章来证明我的写作权利了。尽管我的灵魂依然卑微，然后渐渐获得了心理空间，懂得了创作自由的珍贵含义。真正的文学精神，一下照亮了我的心坎。

我开始以自己的目光看待社会，看待生活看待自己，发现了写作的权利自始至终属于自己。你放弃这种权利，是你自甘放弃文学理想；你滥用这种权利，是你对良心与道义的不敬。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了，并且以自己的真心将一篇篇担当着我的文学理想的作品发表出来，而且继续下去。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30年。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枚又圆又红的图章。

文学是不可以被驯服的，尽管她可以从野生变为家养。至于又圆又红的形象，只有那清晨跳出大海的太阳。因此，我继续朝着东方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