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改革开放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变化，当然要说到钱。要说到钱，就说100元在我经历中的意义吧，也许，这会让每个人想到自己那本小账，那些经历。

我最早接近100元这个数字，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高中毕业了，大学不招生，城市也无法给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就把青年们下放到农村去，自食其力，叫之“插队知识青年”。下乡前先注销了城市户口，给了一笔“安家费”。数目各地不同，我们发的是160元，其中60元交给农村生产队，修建集体宿舍。我去的生产队是个穷队，没有钱，就用这60元把队里的羊圈粉刷了一遍，再把地上的羊粪铲了出去，垫上一层黄土，便是知识青年的集体宿舍了。于是100元再加羊圈，就是我最早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曾是一代人的生活起点，160元，就将你从你熟悉的城市注销了，从住羊圈牛棚开始“接受再教育”。

我自食其力在农村第一年的收入，大约有100元。其中实物收入是粮食300多斤，每斤约一角钱，现金收入约60多元。当然，粮食的黑市价每斤有一元多钱，但我自己张嘴塞肚皮还不够，哪能去卖？所以一年总收入就只有100元。我在生产队表现还好，当上了副队长，收入等级较高，每天挣工分九分，最高等级每天挣十分。因此，这也是“文革”中一个农民的收入状态。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份工资是每月27元，军马场的仓库保管员。行政二十七级。拿了两年，军马场撤销了，调到部队另一个工程处。财务科说：“哪来的二十七级？一级工还相当于二十五级呢。”于是我变成一级工，升了两级，拿36元钱。再一年升到二级，拿42.1元。这个标准一直拿到我以后上完大学。42.1元的月工资是化学工业行业的工资，这是除了大学毕业生每月拿56元之外，青年职工中较高的工资了。这是个什么概念？我记得一个老工人给我扳着指头算账：“刚解放时我就拿40多块，那时候鸡蛋两分钱一个，我一月挣2000个鸡蛋。现在市场鸡蛋二角一个，我只挣200个鸡蛋！”当年吴晗写了篇《一个鸡蛋的家当》被批斗。其实中国老百姓没有金本位，就是“蛋本位”。也就是说，我刚参加工作的工资是每月100个鸡蛋，到改革开放前变成了每月挣200个鸡蛋。这就是当时城市青年职工的生活水平，每月挣200个鸡蛋，已经不是一个鸡蛋的家当了，我心满意足。要问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过，“唉，如果正常升工资，再加运气好当个官，到退休能每月挣100元钱多好！”记得同事立刻就给我一瓢凉水：“到退休每月给你100元，让你每月挣500个鸡蛋？天天都能吃蛋炒饭，美死你！”

总算赶上好时候，改革开放了，虽然工资还没涨，我上大学了。上了大学还发表作品了，发表作品挣稿费，收发室小黑板上常有叶延滨三个字，让同班同学也有几个奋起写作。写作还得全国奖了。1981年，还是个大学生的我，风风光光在中央首长手上领了奖状。不仅有奖状，还有奖金。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国家级奖金100元。少嘛？那时我可真是不觉得少，两个半月的工资哪！从此之后，荣誉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奖状了，还有奖金。虽然至今作家几年才拿一回的奖金总是比歌星丑星的一晚上的出场费还要少，但总算有了，鸡蛋有了，小鸡也会有的。

１９９２年，我有幸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称号，这称号与津贴有关，每月发给特殊津贴100元（刚开始我和另一位“年轻专家”每月只有50元，很快就变成100元）。这津贴在１９９３年相当于我工资的一半，按当年物价能买多少鸡蛋没算过，但毕竟一下了长了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啊。不过到现在还是每月100元，会计都懒得月月发了，一年往工资卡里打一次：“老叶，这个月你多了1000多，是今年你那特贴费。”有位拿特贴的朋友有点牢骚：“特困户的救济费还年年升了，这特贴怎么越来越不值钱了？”我连忙说：“咱不说钱，说钱就俗了，政府还记得发，就是没忘了你，要知足。”这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00元面值的大钞，100元就变成人人都熟悉的物件了，100元成了老百姓常招来挥去的平常物了，于是，在我的记忆中，100元从此不再有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