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技在国际市场基本以打工状态演出，很多节目出去后被肢解，成为国际市场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别人在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还把别人当救星。”在近日举行的北京杂技产业发展论坛上，北京杂协主席李恩杰一语中的，道出了中国杂技繁荣背后的尴尬。

号称“杂技大国”

杂技演出却在打洋工卖零部件

提起中国杂技，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五大洲都有中国杂技人的足迹，世界各大赛场都有中国杂技人摘金夺银的身影，“杂技大国”的称号更是当之无愧。

然而，与热热闹闹走出去相比，国内杂技演出市场则显得较为冷清。观众除了在吴桥杂技节、武汉杂技节等几个杂技赛事上接触到杂技以外，平时很难有机会看到杂技。北京有几个演出场所虽常年有一些杂技旅游演出，但主要是针对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国人看杂技的机会并不多，自然也很少有人去关心杂技。

无怪乎有人发出“墙内开花墙外香，优秀杂技出国演，国人能得几回闻”的感慨。如此一窝蜂的出国“淘金”，应该卖个好价钱才对，然而却事与愿违，杂技走出国门获得的收益与其训练之刻苦、表演技巧之难险所付出的完全不对等。就如同服装、玩具等产品一样，中国杂技多年来一直在给国外杂技商提供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好后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国外，国外演出商贴上洋标签后再卖高价。李恩杰表示，“我们的杂技在国际市场基本以打工状态演出，除了《天鹅湖》等极个别剧目进驻到高等艺术殿堂外，绝大多数都在公园和大篷车演出模式，杂技很少能进入国外的高端市场。”

业界认为，中国杂技不能一直靠在国际市场卖苦力、卖零部件生存，不能总靠价格低廉、利润微薄血拼，而要尽快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生产高附加值、高性价比的杂技精品，获得更多附加值。

放弃品牌

总收入不及别人一家马戏团

当前，许多杂技院团在国外都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每年靠到国际市场上去赚点吆喝、挣点小钱度日，很少注重自身品牌的培养和自身产业链的建设。

为了挣点可怜的票房，许多国内小团在出国演出时，不仅模仿别人的节目，还冒名顶替别的名团，放弃自己的品牌。还有的院团常年靠天吃饭，把外国人当救星，把外国演出商的要求看做是市场对我们的要求，坐等老外来挑节目。一旦外国人挑中某个节目，大家都得放下手中的“活儿”为这台节目做精心准备，其他节目则被迫停止运转。

“在国际演出市场上，中国杂技多以单个节目出现，整台演出罕见倩影。我们要从卖煤的，变成卖化肥的，不能只出售原料和半成品。”北京杂协理事汪丽娅将单一的、没有经过包装的杂技节目比作是煤，而精致成熟的晚会则是化肥；沈阳杂技演艺集团董事长安宁认为，中国杂技不是没有市场，而是缺少让观众买账的艺术精品，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会在国际演出市场中所向披靡。

据统计，中国杂技团体全年总收入为10亿元，而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收入合人民币10个多亿，全中国杂技剧团商演收入之总和不及加拿大一个太阳马戏团。

中国杂技团总资产2亿多元人民币，上海杂技团也有好几个亿，但即使是这样的国内大团，在整体实力上也不及太阳马戏团的一台晚会。对此，业界认为，中国杂技团体整体实力弱小，是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整体实力偏弱，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杂技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严重背离。改革开放初期，杂技院团出国的演出费为1000至2000美元，生活费为50美元。30年过去了，杂技出国的演出费和生活费不但没升，反而降了，生活费仅为30至40美元。

做大做强

期待建立自己的产业营销链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些杂技人已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开始觉醒。部分有责任的杂技人本着几年甚至十年磨一剑的理念，从做大做强自己的产品入手，积极迎接市场的挑战，中国杂技团、上海杂技团、广州战士杂技团属于这方面的先行者。

上海杂技团的《时空之旅》由多家实力强大的团体联合打造，观者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广州战士杂技团的《天鹅湖》将舶来的芭蕾搬到中国人的头顶，令人拍案叫绝。中国杂技团拒绝看外国人脸色行事，主打自己的民族品牌《一品一三绝》，并率先拉动内需，从国内市场入手，通过奥运期间长达两个月艰难的国内市场开拓性演出和杂技“扫盲”运动，中国杂技团在国人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李恩杰表示，“我们要增强产品意识和品牌意识，打造高性价比的节目组合，院团也可联盟起来创造有实力的品牌精品，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有实力强大的杂技团体在中国出现，有与太阳马戏团抗衡的节目在国外高端市场站稳脚跟。”

北京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宓鲁说：“人叫人有声不语，货叫人点首就来，有了货真价实的自主民族品牌，走到哪里腰杆都是硬的。”在他看来，杂技是艺术门类中最具备产业属性的艺术。但是，建立杂技国内和世界演出的产业链，不是一个院团能实现的，也不是靠政府制定各种法规条例就能够完成的。只有方方面面形成合力，培育起中国杂技自己的产业营销链，才能改变现在杂技演出在世界舞台单打独斗、被人盘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