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迟子建以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捧得第7届茅盾文学大奖。作为“60后”作家中独树一帜的一位，迟子建以她纯净优美的笔致和浓郁地方风情的文本赢得了很多读者。近日，刚刚从大兴安岭出来的迟子建，安然地坐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的访问席上，与文学青年们共同探讨文学和时代等诸多问题。从下面精彩的问答中，我们似乎可以描画出一个真实的迟子建的侧影。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精神关怀？

迟子建：时代的含义是含糊而多面的。我认为只要一个作家心灵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束缚他。我认为只要有一支笔，你心灵是自由的，写作就会是自由的。什么会限制写作的发展，那只有你的心灵不自由了，只有我自己会限制我自己。我们可以看看一些老作家写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结论，就是苦难在这些人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留下了什么样的回忆。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为他留下了伟大的作品，而在我们只是一些牢骚。精神关怀这个词有点大，有点居高临下，作家有时候容易把自己变成一种标签，如果说得重一点，是以一种文学救世主的面貌对待芸芸众生。现在我们提倡底层写作，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生活中很卑微的分子，可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普通大众的关怀。如果问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那我觉得这种真正的精神关怀是在民间，是他们（大众）给予我精神关怀，而不是我给予他们。我们老觉得这些人过得非常悲惨、贫穷，可是他们有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最朴素最直观最有效的生死观和生命观，活得极其从容，极其绚丽。在大是大非面前，其实往往变节的可能会是我们寄予很高厚望的以道德关怀着出现的人，而不是他们。所以，我不敢妄谈精神关怀。我只能说我周围生活的普通的人，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关怀着我温暖着我，使我的写作还可以有点信念，有所希望。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责任？

迟子建：我觉得我们不要期待过高，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像针对《红楼梦》搞得那些红学研究，我认为被他们一解剖，就变成一本非常糟糕的书。实际上我每隔几年都会看一遍《红楼梦》，原汁原味的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我们非要从中看出多么深刻的社会意义等等，这无形当中会给人一种错觉——文学有这么大的功用。我觉得我们以平常心，以一颗圣徒的心来对待文学就足够了，你的善良，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感就都有了，不要想得太多。

怎样用纯美的语言表达生活琐事？

迟子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文学的锻炼。大学有文学院、中文系，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经过系统的锻炼使你的文字变得美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天性上面的东西。我也写不了鸿篇巨制，但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还是让人看得懂，倒未必完全是家长里短。日常化的状态出现的小说，我觉得那里蕴含的道理也许会比较深。所以，鲁迅写《狂人日记》、《孔乙己》这样的作品，你也能看到生活的日常性。他的《铸剑》写三颗人头在滚沸的水里报仇的细节，我觉得真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达不到的，既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又是伟大的浪漫主义。可他用的还是家长里短的办法。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