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1978年初正式踏入工会之门，主要凭的是吹拉弹唱特长，从车间调到厂工会任工人俱乐部主任。这之前，她任队长的云南汽车厂文艺队参加云南省首届职工文艺汇演，获得多项大奖，名噪整个云南省机械系统。

今年8月29日，记者在北京再次见到杨丽时，身为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主席的她，又站在了领奖台上——那天，昆明市农民工维权中心荣获“全国工会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先进集体”。

“这是鞭策、是鼓励、是压力、是动力！”获奖无数，她激情依旧，但受奖的缘由和内容已悄然不同。

这，恐怕不只是杨丽工会工作生涯的嬗变，更寓意着30年来中国工会工作的发展变迁。

起步于红火的工人俱乐部

30年过去了，杨丽依然清晰记着1978年“五一”前夕云南汽车厂工人俱乐部正式开放时的情景。

“张灯结彩，人头攒动，专门来祝贺的职工就有上千人。”不只是为职工的夸赞感到兴奋，更令杨丽自豪的是，这个电影院、阅览室、图书馆等文娱设施齐全，电影队、文艺队、体育队样样皆有，且拥有2555个座位大礼堂的工人俱乐部，很快成为地处偏僻的昆明西郊工业区的“精神绿洲”。

“当时没啥娱乐，离城里又远，工人们就把俱乐部当做自己的‘家’。除了本厂职工，周边的云南橡胶厂、云南玻璃厂等工厂职工，也一有空就往我们俱乐部跑。”杨丽回忆说。

其实在当时，不只是云汽工人俱乐部这样红火。

“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文娱需求，就像春天的小草一般疯长起来。“俱乐部无论搞什么活动，都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杨丽说。

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及时呼应了这一需求。

翻开中国工会大事记可以看到，仅197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先后召开职工体育、技术协作、理论学习、文化宫和俱乐部、组织、生活、业余教育、国际、财务、工资等十几个工会专业工作会议，逐项确定这些工会专业工作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其中，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被摆在了突出位置。

在这样的背景下，凡事“爱动脑子”又高度投入的个性，让杨丽在工会工作的舞台上优势尽显。

“由于工人俱乐部活动搞得很红火，我在工人中逐渐有了些名声。”她说。

“建家”活动迎来飞跃契机

198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研究工会十大有关问题时，提出工会要真正成为“职工之家”的要求，希望通过工会建设“职工之家”的活动，恢复基层工会组织的活力。

“建家”活动，为杨丽工会工作生涯的第一个飞跃提供了契机。

同年底，全总领导带队就“建家”活动进行调研来到云南汽车厂。

“由于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基础很好，我们很快建成了云南省首家‘职工之家’，并提出一系列“建家”达标要求，如要有房子、有活动、有台账等等，这在当时挺新鲜。”杨丽说。

此时，为把工会建成“民主的模范”，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在云南，云南汽车厂是首批试点单位。既有领导认可又有职工拥护，杨丽以96.75%的得票率被直选为厂工会副主席。

虽然对于自己的当选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但5000多张选票却让杨丽心里沉甸甸的。“有一点我很清楚，自己是工人选出来的，必须反映工人的呼声和要求，为工人服务。”

应该说，当时杨丽的这一认识，更多地是基于朴素的感恩心理，却与其时对工会工作的客观要求“不谋而合”。

此后，云汽工会推出了“十个一”活动，即由职代会决定每年为职工盖一批住房、生日一蛋糕、生病一看望、生孩子一篓鸡蛋、死亡一个悼念、女工每月一特假、单身职工每节一团圆饭，等等。“那时，云南没有一家企业这么做，马上引起了轰动。”杨丽说。

1987年，云汽再次进行工会主席直选。这一回，杨丽以99.5%的选票当选为厂工会主席，成为云汽历史上第一位厂级女领导。

尝到了创新甜头，杨丽又在工会的“当家菜”——劳动竞赛上琢磨开了。

作为工会组织群众性生产技术工作的传统内容，劳动竞赛一直是中国工会体现社会主义特色的重要工作。从1983年起，仅就组织职工开展以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全总联合国家经委等相关部委几乎每年都要专门出台文件。

“当时云汽的劳动竞赛开展得已经很规范了，但每次的程序、方式都差不多，时间长了，职工的参与热情就很难持久。”刚刚从中国工运学院工会学系工会学专业学成归来的杨丽，从自己的毕业论文《工会自我宣传初探》中找到灵感，决定从加大宣传入手，让劳动竞赛“有声音有影响”。

1988年，“主人翁精神实例赛”在云汽亮相——任何一个职工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当天做了好事，即可当天申报、当天宣传、当天评功、当天奖励。这一短、平、快的劳动竞赛规则，立即受到了职工的欢迎，云汽工会再次因此而名噪云南。

如今，“建家”活动和劳动竞赛依然是工会工作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昆明，市总工会每年都要评选表彰“模范职工之家”。就在9月2日，市总工会隆重举行了2008年“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奖励了47项“节能减排金点子”及小革新、小发明、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等“五小”成果。

“但在今天，仅有‘建家’和劳动竞赛是不够的，还要履行好维权这一工会的基本职责。”杨丽说。

维权初战告捷收获理念转变

杨丽在维权上“一炮走红”，始于沈占锋维权案。可能因为太刻骨铭心，尽管时间已过去十几年了，但只要一提起这个案件，她至今“对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那是1993年6月24日。炎热的午后，几个农民模样的人找到此时已调任昆明市总工会副主席的杨丽。在一番激愤并有些语无伦次的哭诉后，杨丽清楚了事情的梗概：来自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23岁壮族小伙子沈占锋1992年7月到昆明市安宁县的一家私企打工。8月，他在为厂里运硫酸的过程中，不幸被硫酸严重烧伤为一级残废，面容全毁。为逃避责任，企业老板不仅不给予医治，反而起诉要求沈占锋和工友赔偿所谓给企业造成的4万元经济损失。

“这明摆着是一起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在看完所有材料并核实相关细节后，杨丽当即表态：“这事工会管定了。”

但在工会内部，对此事却有不同看法。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沈占锋既非工会会员，又不是昆明市人，似乎轮不到昆明市总去管；第二，像沈占锋这样的务工者越来越多，工会能管得过来吗？

“工会法规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管这件事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呀！”杨丽的观点得到了昆明市总工会党组的支持，并决定由她负责此事。

然而，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后，杨丽才发现有多难：“沈占锋既没有劳动合同，又没有肯为他作证的工友，甚至连一张饭票都找不着。”仅仅为证明其劳动关系取证，杨丽和有关工作人员就跑了30多趟，其间遭受到的冷嘲热讽“数不清”。

历经几多曲折，“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先是企业主自知理亏，于1993年6月底撤诉；两个月后，安宁县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沈占峰诉安宁电安化工厂要求赔偿案，“沈占锋维权案”终于进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1994年12月15日，安宁县人民法院隆重举行伤害赔偿执行仪式，宣判该企业赔偿工伤农民工沈占峰各种费用120156.63元。

新华社就此发了题为《昆明市总工会为工人打官司 临时工沈占锋获赔12万多元》的新闻通稿；1995年“五一”前夕，杨丽和沈占锋以《劳动法》颁布后维权第一案当事人的身份，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宣传《劳动法》的节目“劳动者之光”，现身说法。

“当时社会反响的确比较强烈，昆明市总接到的来访、来信、来电不断，有赞扬市总为工人撑了腰、争了气的，也有请求帮助维权的。”杨丽回忆说。

但杨丽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名声，而是工会工作理念的转变。“我深切地体会到，市场经济下无论对工会还是职工，维权是最重要的。而且，仅仅维护国有企业职工的权益还不够，必须把外来务工者纳入进来。”她说。

理论创新为实践提供坚实支撑

杨丽的感觉是对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带来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一方面，在非公经济组织就业的务工者队伍日益庞大，这些刚刚洗脚上田的劳动者权益意识普遍薄弱；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为摆脱发展困境，大力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纷纷减员增效，大量职工下岗失业……而与之相应的规范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的法规制度建设却没及时跟上，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7月5日，《劳动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颁布，法律第一条明确了立法宗旨，即“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对工会来说，《劳动法》的颁布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劳动法》第七条的规定第一次在法律上对“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工会定位作了明确界定。

1994年12月8日，全总十二届二次执委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贯彻实施《劳动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以贯彻实施劳动法为契机和突破口，进一步突出工会维护职能的工会工作总体思路。

1998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三大报告在阐述今后五年工作方针时，进一步指出，必须突出依法维权，明确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与维护职工群众具体利益的统一，既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又维护职工的政治权利和精神文化利益。

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工会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国工会十四大以来，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工会维权理论更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2005年9月15日，全国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经验交流会议在义乌市召开，总结交流了义乌等地探索的维权经验。立足社会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建立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达成各级工会的共识。

同时，随着“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会工作方针的提出，以及“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的确立，中国工会在理论上解决了“维护什么、怎样维护”的问题，新形势下的工会维权工作有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吹拉弹唱时代”渐行渐远

其实，在维权理论不断创新升华的背后，是各级工会在实践中的敏于探索和不懈努力。

就在杨丽为沈占锋案四处奔波时，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会主席李亚罗正和同事们为制定“蛇口工业区集体合同范本”而忙碌，希望能从制度层面更有效地维护职工权益。

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工业区工会自1983年7月成立那一刻起，就深切体会到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复杂多变、职工维权诉求强烈带来的挑战。李亚罗曾坦言，蛇口工会工作是“逼出来”的。客观环境“逼”着工会必须扭转传统的工作理念和方式，鲜明亮出职工利益代表和维护者的身份，确立以调节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龙头”的工作思路。

1995年2月19日至22日，全总在蛇口召开了全国工会“蛇口工业区工会工作模式”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以“鲜明的职工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和作用”为核心内容的“蛇口模式”，成为工会贯彻《劳动法》一个生动而有力的标本。

之后，全总又于1997年和1998年相继总结推广了“宝安新经济组织工会工作模式”、“葫芦岛市工会工作经验”和“梨树县工会工作经验”。

这些经验虽然重点不同、特色各异，如宝安经验的独特之处是建立健全了“小三级”工会组织网络，葫芦岛经验在于其创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会工作新格局，梨树经验则突出体现为通过加强县级工会工作强化基层工会建设，但始终都围绕一个轴心——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同时，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解决下岗困难职工问题，成为工会维权的另一个重点。

1995年5月，昆明市总工会向社会各界共筹集资金700多万元，建成了云南省首个“送温暖基金”。这是杨丽当选昆明市总工会主席后抓的第一件大事。随后，她又带头与困难职工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并带领工会的同志相继建立了工会职业介绍所、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等。

此时，全国总工会199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的“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的送温暖活动，已发展为经常化、制度化、社会化的送温暖工程。

16年后的今天，送温暖早已成为工会工作的重要品牌，并随着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的建设，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在昆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每年接待各类困难职工都在20多万人次以上，动用送温暖资金逾千万元。

“但是，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杨丽说，沈占锋维权案后，自己就踏上了一条充满希望的“不归路”，在维权和送温暖、困难帮扶上花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越搞越大。

如今，仅昆明市就有120万农民工，超过全市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昆明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平均每年要接待农民工六七万人次，帮助解决侵权案件近千起。

“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带头鼓掌”的时代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日益紧张繁重的维权工作。

农民工维权见证市场经济下的角色回归

2006年1月5日，全国工会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个会议上，全总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叫响“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

杨丽和同事们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筹建专为农民工提供“一条龙”、“一站式”、“一道门”服务的工作机构。

2006年4月30日，昆明市农民工维权中心正式亮牌运行。半个月后，昆明市总这一行动得到了“最大的肯定和激励”。2006年5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期间，专程视察了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和昆明市农民工维权中心。

“总书记肯定的是全国工会帮扶工作和农民工维权工作，肯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同时也对工会寄予厚望。”如果了解工会农民工维权工作的历程，杨丽这一解读既非自谦，又无拔高之嫌，而是基于切身体会的真实感悟。

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路径日渐清晰：2003年9月，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提出，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是我国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迫切地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2004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了“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后，随着国务院就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等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全国总工会也逐步加大了源头参与农民工维权工作和进行整体部署的力度：2004年，全总办公厅联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的通知》；2005年，全国总工会又联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监察部等九部委共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

与此同时，各级工会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上也是探索不止、创新不断。源头入会、属地管理、联合互动、双向维权……大批维权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切实提升了工会农民工维权工作水平，也提升了工会组织在农民工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就是近几年来，农民工成了新增工会会员的主力，至今已有逾6600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工会亮出维权旗帜蔚成时代洪流

杨丽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那还是杨丽在云南汽车厂当厂工会副主席时候的事儿。一天，厂长夫人去工人医院看病，院方服务态度不是很好，厂长夫人十分恼火。第二天，厂里就贴出一则告示，大意是经厂办研究决定，取消工人医院作为云南汽车厂特约医院的资格。

“要知道，云汽在市郊，工人医院是离我们最近最方便的医院。而且，当时云汽有百十来个病号在住院，取消工人医院特约医院资格，我们的职工就会被赶出来。”杨丽觉得，特约医院问题关系到全厂5000多名职工的切身利益，不能因为厂长夫人一个人受了委屈就把大家都搭上。再说，是否取消也应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再作决定，法律可是明确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有审议建议权、审查同意或否决权、审议决定权的。

去论理，厂长却以厂里事厂长说了算为由不予理睬。无奈之下，杨丽专门就此召开了职代会联席会议。隔了一天，工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则告示：经职代会讨论决定，撤消厂办告示，恢复工人医院作为云南汽车厂特约医院的资格。

“事后想来，当时的工作方法有些简单了。”但这件事却让杨丽认识到，为工人说话和办事，才是工会存在的最大理由。

或许在今天看来，那会儿的维权只是“毛毛雨”。但正是这些点滴，汇成了后来工会鲜明亮出维权旗帜的时代洪流。

“细细回想，无论是开展文体活动搞‘建家’，还是举行劳动竞赛谋福利，还有后来开展的送温暖、困难帮扶等，其实工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只是角度和载体不同。”杨丽说。

不过，杨丽也坦言，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给工会工作带来的新问题、提出的新挑战，工会自身建设必须提上日程。“刚刚闭幕的中国工会十五大对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工会只有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干部思想、作风、能力、素质上下功夫，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最近，杨丽一直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而奔波。“与经济发达地区比，昆明起步晚了些。但工资集体协商是劳动力市场化条件下工会维权的重要手段，我们要迎头赶上。”

就在8月，杨丽还专程出席了云南沃尔玛百货公司的集体合同签字仪式。发言时，年近60的她依然慷慨激昂：希望用集体合同建立起工资增长长效机制，工会将团结、动员职工，实现个人才华充分施展、企业经营更加有序的双赢。

“走过30年，干工会是我无悔的选择！”杨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