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伴随思想解放的号角全面启程。3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观念的嬗变、体制的创新、生活的跨越、民族的昌盛、国家的强大，这是一部中国人共同完成的当代史诗。这一切，在改变我们自身的同时，还在推动和改变世界。

立足这一伟大进程的宏大背景，我们选取了一个个微观却典型的视角，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来领略和感悟这场变革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阵痛与求索、激情与欢乐，从而唤醒我们的集体记忆，并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触摸现在，更加自信地开创未来。

从今天起，本报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别报道”为栏题，将陆续刊发十余篇报道。这组属于大家的故事将带着体温，与亲爱的读者一起上路。

一身淡粉色职业装，染成浅棕色的头发刚刚烫过，即便在自己创办的家政公司里讲课，她也带着一丝笑意和几分谦逊。

这就是安子——改革开放最前沿城市深圳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也是中国2亿进城务工农民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时光回溯到24年前，当安子身穿妈妈做的花布衣裳离开家乡时，恐怕没有人想到，她会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的一个象征。

恰如30年前，没有人想到深圳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

有人说，安子见证着深圳发展的历史；而深圳，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安子拿去换糖果的旧衣服里，藏着家里的全部积蓄600元钱

1984年，17岁的安子从广东梅县颠簸了一整天来到深圳。看到深圳的第一眼，从未出过远门的她被惊呆了：楼那么高，还要仰着脖子去望；路那么宽，跑的全是在老家几乎见不到的小汽车；还有那些工地，轰隆隆地响着机器，震得她七荤八素。

接站的表姐没有按约定时间出现。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的年代，安子只能拖着土气的行李在大街上踯躅。像每一个刚到深圳的外来妹一样，安子手足无措。

安子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能做什么，怎样才能挣到钱。但深圳很快就教给她第一课。第一天去见工，被外来妹们私底下称作“香港婆”的老板傲慢得甚至看都懒得看她一眼，只是让哪个流水线缺人就带她走。正当安子在被人推来推去中惶惑不安时，一个老乡“收留”了她。

安子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插件工，就是手指一刻不停地像鸡啄米一样将电子零件往线路板上插。一天的工作下来，手指全是淤血，动一动就疼得钻心。

痛苦和难受，安子一点也不敢表露出来——老板随时在工厂巡视，稍有不对就会招来训斥。所有的打工妹都在流水线上拼命工作，安子也一样。

工作累倒没什么，最让安子受不了的是老板看打工妹的眼神：傲慢。即使面对着打工妹训话，老板的眼睛里看到的好像也只是空气。

安子受不了，但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忍受这一切的回报是一个月几百元钱报酬，而这笔钱是她过去无法想像的。

刚刚经历了一个疯狂的年代，安子们对贫穷和饥饿的恐惧高于一切。只要不挨饿，一切便都能忍受。

1978年，社会变革的春风已经轻拂人面，安子的父亲买了一辆单车在小镇上跑起了“客运”；而她的母亲，则到家附近的扶大农场打工。10岁左右的安子，小小年纪就跟着母亲开始了她的“打工岁月”。

直到今天，安子还清楚地记得，她在农场的“工作”就是跟着母亲插秧。母亲干一天活有2.8元钱的收入。这次“打工”结束后，母亲扯了一块布，给安子做了一件花衣服。那个年代能穿上新衣服，安子恨不得向全世界炫耀。

但这样的快乐记忆少而又少，童年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安子在家中是长女，除了忍受自己饿肚子，她还得去哄被饿得嗷嗷直哭的弟弟妹妹。

11岁那年的一天，村里来了个货郎，一件旧衣服就能在货郎那里换到一粒糖。糖果，是那时候的孩子对世界的所有美好想像！安子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一件最破最烂的衣服，在货郎那里换了一粒糖。看着弟弟妹妹吃上了糖果，安子无比骄傲。

很快，安子将这件事忘到脑后。直到有一天，母亲将姐弟几个叫到面前，神情严肃地问谁拿了箱子底下的衣服。安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实地告诉妈妈是自己拿去换了糖果。

安子也许至死都会记得妈妈当时的反应：脸色煞白，嘴唇发抖，双腿几乎瘫软着要坐到地上。

600元钱！安子拿去换糖果的衣服里，藏着家里的全部积蓄600元钱。因为饥饿，一个农村孩子的举动，换来的几乎是一家人的灭顶之灾。

知道闯了什么祸的安子，哭着发誓一定要给家里挣回这笔钱。当知道深圳能“挣大钱”之后，安子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

那时候到深圳是需要勇气的。在内地一些偏远农村，传言说男人在深圳会被“策反”当特务，而女人则被拐卖从事不正经的职业。被禁锢封闭太久的中国人，多数时候只能凭传言了解外面的世界。

但当时的安子不知道的是，改革开放刚刚启程，大约就有30万农民像她一样涌到深圳。历史为这些命运注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提供了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

安子挎着自己的一个小包，被公司扫地出门。走出厂区的那一刻，安子哭了

“为什么外来妹的命运总是这么悲伤？”进城不久，曾经满怀希望的安子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安子和周围的姐妹们每天都加班，周六周日也不休息。没有人提出异议，所有人都以为，那就是她们的命运。那时候的深圳，几乎所有的外来务工者都在加班干活，他们以为自己生来就是加班干活的命。

如果有敢于不加班的，那就注定会是一个“异类”。

但是，在安子还没来之前，深圳发生了著名的“郑艳萍拒绝加班事件”。

1983年5月，在凯达玩具厂打工的外来妹郑艳萍，因为参加了蛇口工业区在晚上召开的团代会，被厂方无理停工，罪名是“拒绝加班”。在许多人因为加班被累得昏倒的情况下，“郑艳萍拒绝加班事件”成为工人们发泄不满的导火索，愤怒像即将喷发的火山一样在燃烧。这一事件很快引起蛇口区党委、蛇口区工会、蛇口区团委等部门的重视。

最终，事件以郑艳萍的复工圆满解决。

然而，在当时，面对维护劳动者权益制度的缺失，靠职工的自觉行为及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来彻底改善外来务工者的工作环境，显然很天真。

安子开始考虑出路。由于不想永远当一个“技术含量低”的外来妹，安子想到了知识改变命运。她先补习完初中、高中课程，然后在1988年到深圳大学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这时候，安子已经从一名插件工跳槽到一家印刷公司当上了制版工，而且已经做到了业务骨干。为了保住赖以为生的“饭碗”又能兼顾学业，安子尽量不在白天工作时间去上课，但晚上的休息时间也得加班，她不得不请假。

出来干活还要上学，在老板看来，安子无疑又是一个和郑艳萍一样的“异类”。

连续几次请假下来，公司的香港老板很快就不干了，给了她两条路：要么放弃学习加班，要么走人。

安子苦苦哀求，希望公司能支持她继续读书。但老板非常强硬，指着她的鼻子告诉她：“你不干，今天就给我走！”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安子最后请求老板给个机会，让她跟在一起工作过的姐妹们道个别。没想到老板一口拒绝：“快走，快走！你不干，别人还要干活呢。”

老板不给任何机会，连厂区都不能回，安子挎着自己的一个小包，被公司扫地出门。走出厂区的那一刻，安子哭了。

安子并不怨公司，她觉得自己“理亏”。但连朝夕相处的姐妹们都不让见上一面，又让她觉得老板缺乏起码的人情味。

那个年代的深圳，对类似问题的讨论是持续而激烈的。最著名的当数“蛇口风波”。

1988年初，在一次由共青团蛇口区委组织召开的“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上，产生了激烈争论。双方就“来深圳是创业还是淘金”、“有进口车是不是正常现象”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媒体的讨论显然更为深刻，而在当时号称“中国打工第一镇”的四川竹篙镇，一位劳务办官员这样朴实地“教育”即将送出去的务工者：“你们是劳方，厂方叫资方，你们去的都是资本家开的厂，你莫去骂人家‘资本家’，人家来开厂莫得罪过……”

所有外来务工者受到的“教育”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安子并不甘于就此下去，她有了一种能够为此做点什么的冲动。

深圳很快轰动了，很多人看到《青春驿站》后给安子写信，叙说自己打工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为了改变命运，越来越多的农民怀揣朴实而真诚的致富梦，步安子们的后尘，继续从四面八方涌入日渐繁华的都市，史称“民工潮”。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进城之路不仅通向希望，也可能布满痛苦和磨难。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外来务工者的遭遇经媒体的报道，开始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深圳市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死亡87人，不少人是因为厂方将逃生通道封死窒息身亡；

深圳庆丰鞋厂打工妹熊金云连续加班，数次请假看病不被批准，最终累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时手里还抓着一只正在做的鞋子；

尚未成年的小保姆袁杏花遭到雇主非法虐待，被解救出来时几乎不成人形；

……

安子的天空也留下这样灰色的记忆：有人找工失败无奈回到老家，有人因为仅仅上厕所多占了时间被扣工资甚至开除，有人感情不顺对未来迷茫，有人甘于堕落沦为老板情妇，有人迷失于灯红酒绿中……

于是，这位当时名叫安丽娇的外来妹决定将身边的故事写下来，试图唤醒全社会对一个全新群体的关注，并起了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笔名“安子”。这些投给《蛇口工人报》等报纸的稿子居然很快变成了铅字。

随着一篇篇文章见报，安子有了越来越多的写作热情。但或许潜意识里不希望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总是那样悲伤，安子给笔下的大多数人设置了光明的结局，即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在城市里实现了人生梦想。

1991年，《深圳特区报》开始连载她的打工小故事《青春驿站》，内容全部取材于身边的外来妹。

深圳很快轰动了，很多人看到《青春驿站》后给安子写信，叙说自己打工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安子几乎在一夜间成了外来务工者的偶像。他们从安子的故事中读到了力量、激情和勇气。“安子旋风”迅速从深圳席卷全国，有人称安子开创了打工文学，并把她叫作“打工作家”。

深圳广播电台邀请安子主持“安子的天空”热线，为众多的外来务工者排忧解愁。

一期节目下来，各种问题让安子不暇应付：情感的，生活的，工作的，前途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都会问。而安子，这个和他们一样的外来妹，却要扮演起让他们信任的、无所不能的角色。

安子没有退缩。为了不让众多求助者失望，她疯狂给自己加压。那时候，在她位于通心岭的宿舍，三更半夜都会有人来找她谈心，再困再累，安子都会强打精神与他们促膝长谈。

1992年，安子当选“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她到外来务工者聚集的横岗大家乐广场与大家见面。有人邀请她给大家演讲。刚刚成名的安子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演讲，她只知道讲话。于是，她就用“客家普通话”给1万多人讲自己的故事。讲完之后，没有人愿意离去，大家聚在广场上，一齐高呼“安子”、“安子”。一拨又一拨人挤过来请她签名，有人甚至让她直接签在自己的衣服上。

不光在深圳，甚至全国的打工者都知道有个叫安子的女孩。他们给安子写来了成麻袋的信，希望她当他们的“指明灯”和“引路人”。

很多的信，都在向安子倾诉在城里打工遭遇的烦恼和不快，有的干脆在信封和信纸里写满大大的“SOS”，向安子求助。

相似的经历让安子对每一位来信者、求助者都感同身受。但她又能做什么呢？即便掀起了“安子旋风”，即便奠基了“打工文学”，即便与每个人“以心换心”，她又能帮得了多少？她又能做得了多少？

安子只是模糊觉得，她，还有众多打工者的命运，似乎正站上了一个时代的“拐点”。改变他们的命运仅仅靠关注、呼吁、同情是远远不够的。

1992年元旦。当时的深圳市团委在深圳体育馆为百万劳务工举办了一场“百万星光耀鹏城”文艺晚会，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为外来工举办的专场活动。安子觉得，通过活动，深圳至少给了数百万外来务工者城市主人般的承认。

即使只是一道缝隙，安子也看到了光亮。她给她的兄弟姐妹们一一回信，告诉他们对于深圳不再仅仅是客人。

公众眼中的偶像级“打工作家”，就这样为了爱情而恓惶

对劳务工情感上的抚慰并不能解决所有现实的难题。即便是安子，也面临着户籍困扰下的爱情。

在深圳大学上学期间，她结识了深大的校园诗人、高材生邱金平。两人由文学相识、相知，再到相爱。没想到，现在看起来极为平常的自由恋爱，在当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安子是农村户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和拥有城市户口的邱金平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切一切的阻力都能克服。但在那个婚姻还需要介绍信的年代，他们没想到会遇到“撒手锏”——在两人“排除万难”准备结婚时，邱金平的领导拒绝开介绍信，理由是为他好。

此言不虚。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户口仍然意味着许多实惠：待遇、工作、分房……和一个外来妹结婚，邱金平无异于自找麻烦。

1993年，深圳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劳务工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员工无深圳户口而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其它劳动条件方面实行差别待遇。

但政策从纸上落地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即便是被众人追捧的偶像，真挚的爱情也难以越过户口那高高的关口。

公众眼中的偶像级“打工作家”，就这样为了爱情而恓惶。

倔强的安子不肯轻言放弃。她写信给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林祖基，讲述了户口给自己带来的苦恼。

林祖基在她的信上批示：安子已从外来妹成长为一名“打工作家”……按照进深圳的政策，可否考虑早日解决其户口入户深圳的问题……林祖基将信转给了当时的公安局长。

在深圳市领导的过问下，安子的户口终于迁入深圳。

有了深圳户口，安子才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深圳人，不再是一名外来妹——那是一种没有户口的外来妹找不到的感觉——直到今天，安子都觉得户口给了她认同感和归属感。

深圳在关爱外来工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即便如此，安子一直觉得有一道藩篱横亘在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里人之间。

总有一些东西在阻碍打工者融入城市，即使是成名后的安子也不例外。1994年，安子进入《深圳劳动时报》当记者，因为编制问题，她一直不能成为正式工。

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再次向当时的深圳市领导求助。在有关领导的帮助下，她才成为一名正式工作人员。

安子为此深深忧虑：借助自己名气才得以“进城”并实现“平等劳动”，对那些身份还是临时工、轮换工、合同工的外来务工者来说，岂不比登天还难？

安子觉得，这份荣誉属于全体农民工

带着一种“物伤其类”的心情，安子始终在不遗余力地为她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奔走呼吁。

深圳的娱乐场所不少，但专为打工者开放的却没有一个。在安子的努力下，她开创了深圳第一个“打工者之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娱乐、谈心、学习的场所。为此，她还闯过市长办公室。

1996年5月，安子接下了深圳市劳动局的“劳动者俱乐部”，改名为“安子的天空俱乐部”。那时候，“劳动者俱乐部”连年亏本，有时候连房租水电费都交不起。安子将俱乐部盘下来，并将其定位成“为在深圳就业的百万劳务工提供娱乐有场所、社交有地方、遇难有帮助、成才有道路的俱乐部”。从此，安子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从一个刚刚积累了一点名气的“打工作家”，过渡到一个事事需要操心的创业者，安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安子很快尝到了苦头。由于决策不当，几个月下来，俱乐部同样亏损，多开一天就意味着多损失一天钱。

已经取得过成功的安子绝不允许失败。她咬着牙，先后投资热线声讯台、个性台历、餐馆等多个行业，但无一成功，还欠下了40万元的巨债。

安子一下子陷入绝境。她的头上笼罩着那么多光环，怎么会失败？媒体知道了会怎么报道她？深圳的外来工知道了会怎么看她？她还能当那个“无所不能”的精神偶像吗？

安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惶恐。她甚至想了结生命来逃避失败。就在这个时候，她手下的20多名外来工来到她身边，打算不要工资陪她渡过难关。

有了这些人的鼎力相助，再加上政策优惠，安子一步步挺了过来，逐渐扭亏为盈。

先苦后甜的安子愈战愈勇，1998年，她又注册成立了“安子新家政服务公司”。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这里也是年轻人的世界。对一些三四十岁来深圳闯世界的女性来说，没有任何就业优势可言。安子把这群人吸收到家政公司里来，并做出永不下岗的承诺。

一方面要管理公司，另一方面安子还得继续扮演好“打工偶像”的角色。在公司里，她仍然是当年的“知心姐姐”。

可能因为自己受过苦，安子在自己的公司里尽可能地善待每一个人。在新家政公司，安子每年都会开展百名优秀服务工评选活动，对这些优秀服务工进行表彰；她还拨出10万元钱成立救助基金，家里遇到重大困难的服务工，都可动用这笔钱。

安子觉得，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地位与她们当年不可同日而语。2004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仅是身份不再尴尬，“外来工廉价医疗门诊”、“青工文化节”、“农民工日”等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安子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正一个个变成现实。

2008年12月18日，中国唯一一个以改革开放历史为核心内容的博物馆——深圳市新博物馆将向公众开放。有关安子的展品将占据其中一个展台，她的人生经历和打工生涯，将和深圳一起共同铭刻在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

安子觉得，那不仅是对她的最高礼遇和尊重，这份荣誉也属于全体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