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是一位先生，一说到他，我就想到“红绿灯”。你别误会，他不是警察，是个文人，在我二十多年前初入文坛谋生时，他已算是文坛宿将了，在一个编辑部当头头。

说是头头，又不是一把手，但他与一把手资历差不多，因为早些年的运动中，被批判过，档案袋里不知装进了些什么零碎，虽没有什么“分子”的帽子和处分决定，但是，一说要重用提拔，送上去的报告就没有了下文。这么搞过二三次，就再没有人说提拔的事了。没有提拔，但有资历，经过风雨，满腹文墨，于是就在编辑部里当个没有名分的头头，工作是替主编把关。

把关的事重要，只有一件，整本杂志经过三次校对，送厂付印之前，请先生再看一遍。看一遍大家校过三次的清样，他总能再找出几个毛病来，或是错字，或是语病，或是异形不规范的词。找出来了，红笔一圈，不送主编，把校样夹在胳肢窝里，端着茶杯，从他的小办公室，走进小会议室。一见这动静，编辑部主任就自动把大小编辑召到会议室里。“嗯嗯！这一回，错字不多，但是异形词有几个，这是‘内讧’，不能写成‘内哄’，虽说没大错，但不规范。还有云豆，少了草头，芸豆才对。‘热呼呼’多了口，‘热乎乎’才行。别看这些字，报纸书刊上也这么用，我们不行，我们是文学期刊，有文化没文化，就这紧要处！”就这么三两个字，说上十分钟，他这一个月的活就完了。听了他一通白话，主编就放心了。大家说这事叫“捉虱子”，那些似是而非的字与词，就像主编内衣里的虱子，抓走了，主编心上就不痒了，舒服了。主编一舒服，这位抓虱子专家也舒服。抓虱子半天，掐死十分钟，剩下的时间，都是他的了。有时间也把字练得有门道了，杂志社外半条街的饭铺门匾都爬着他的字。就凭这本事，他成了我们编辑部的头头，与主编待遇相似，只是没有名分罢了。虽说他抓出的是不是虱子，也有过争议，但第一是主编给面子，哥们照顾，找个由头；第二他是个提不起来的老人手了，也让大家心里怜悯。每个月，个个都豁出来就装傻充愣听他十分钟，同事间的道理就是如此！他只是会抓虱子，也不会叫红绿灯呀？别急！过了几个月，风声紧了，在我刚到编辑部的那些年，“运动”遗风还有，此风余威还在，让我也长了不少见识。编辑部开会布置查刊物，不查错别字，不查语法，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等等大问题。主编声色俱厉，让人不得其解：“这事是主编主管的，你把关的，怎么查到下面作者和编辑头上了？”动员之后，出人意外，主编就叫这个抓虱子的专家当清查组的组长。

清查进行了半个月，没什么动静。清查进行了一个月，召开清查总结大会。

主编讲了一大堆学习提高的意义，然后请出了清查小组长讲问题。这一回，我一看见他，不知为什么，就像有虱子在背上爬。听见他讲话，刹那间，本来发痒的背，一下子发凉了：“嗯嗯，这首诗，表面上是民歌体，表面上是写爱情，但是，这句诗是什么意思：‘看着公鸡跟着母鸡转，我的两眼里泪花不断。’主编是城里的老同志，不知道不为过，但当编辑的人下过乡，难道不知道公鸡要与母鸡交配？这暗示着下流色情的欲望嘛！这是严重的腐朽思想在编辑队伍中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是，还有这一首写立交桥的诗，有这样的句子‘再没有红灯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这不是公开叫嚣取消革命的红灯吗？几十年我们就是在革命红灯的照耀下前进的呀！不要红灯？这太疯狂了吧！还有这个作者叫什么‘宋元明’，三个封建王朝，这不是公然想复辟封建主义吗？……”这下子会场炸了窝，诗歌编辑是个血气正旺的小伙子，忽然站起来：“看见公鸡你想什么我管不了！立交桥上没有红灯了这是事实。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交通规则你知道不知道？请问，你看见谁家的红灯亮了，革命的列车向前进了？”“嗯嗯，《沙家浜》，不对《红灯记》！”那小伙子笑着顶他一句：“你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红灯亮着还开车，江青的车都开翻了，红绿灯先生，你知道吗？”全场哄堂大笑，他愤愤退场，主编摇摇手，会议自动结束。

从此，大家都叫他“红绿灯”。他也算个“运动”遗老，因为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他还有幸表演了一回。之后，在我的记忆中，真还难见到这样“会抓虱子更会抓问题”红绿灯式的人物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怕忘了他，写此短文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