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清理书房，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发表作品的剪贴本，打开一看，贴在首页的竟是习作《有这样一个角落》。于是记忆的纤绳把我带回上世纪的80年代。

1985年春天，我的小说《有这样一个角落》发表在《西安晚报》的副刊上，内容是反映老干部用车的。我所在单位的一把手，非要把他自己放进小说中对号入座，认为这篇微型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写的是他。一天午饭后，这位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要我回答为什么写文章攻击他。我一脸茫然和无奈，解释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用。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

晚上，我正在家为以后领导会不会为难我而忐忑不安，门板轻轻地响了两下。这时候，大家可能对我唯恐避之不及，谁还会搭理我这得罪了领导的人呢？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我尊敬的一位师傅，师傅一进门就批评我不该搞什么文学创作，这下把领导给得罪了,他要我去认个错。我说我写的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可他说有人认为我在写文章骂领导。我是不可能为了这件事放弃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创作的，所以争论了半天，谁也没有说服谁。师傅是真的关心我，可是我没错，怎么能为了他是我的领导就去认错！临走时师傅撂下一句话：“你这娃啥都好，就是太犟！师傅劝你一句，不然你会吃大亏的。”

师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我这个“秀才”遇到的不是“兵”，而是“帅”。当时我任单位办公室主任，要在文章中对号入座的是我们单位的最高领导，我的顶头上司，我和他闹矛盾了，问题有多严重，可想而知。这位领导整整一个星期没看我一眼，没和我说一句话。我尴尬地等待着时间的裁判。这样的黑色日子足有多半年，我差点儿因此断送了政治生命，并且好长时间没有了提笔写作的念头。好在当时我们的上级干部部门正在考察我，并且提出调动我的工作，这才免了一难。否则就真应了师傅说的话了。

1985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七个年头，文学艺术的百花园里已经是春色满园了。可是仍然有许多人，观念并没有更新，思想也没有得到根本解放。他们对文学艺术、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是苛刻的，手里不是拿着尺子，便是提着鞭子，动辄还会送一顶帽子。那时候，我们这些业余作者搞创作都不敢声张，发表的文章多用笔名，生怕惹出什么事情来。

改革开放给文学艺术带来了令人喜悦的变化，因文致罪的现象渐渐灭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要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精华，促进文艺题材、体裁、风格、样式和手法的多样化，反对横加干涉，粗暴批评，以求得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提倡在科学和学术问题上实行民主讨论，反对个人专断，强调以理服人，要求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以求得科学事业的发展。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1991年第一本散文诗集《多情的季节》出版到现在，我出版了个人文学作品集六部，并与别人合作出书多部，获得行业内外、省内外各种文学奖项30余次。这些成绩在于数年如一日的坚持，而我能够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大环境。　　　

如今，不但我个人从文学的角落里踏上了迈往那神圣殿堂的道路，我所在的邮政企业也早已成立了拥有数百名业余作者的职工文联，公司历届领导班子对职工文学艺术创作极为重视，精心营造有利于职工从事创作的良好气氛和精神环境，并数次组织文学讲座、文学创作笔会、文学征文活动，鼓励邮政员工进行文学创作。因此不少作者还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

30年足够漫长，30年又极为短暂。尽管它终归要成为一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却早已成为五千年华夏文明中最辉煌部分之一。回望30年改革开放的文学之路，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个个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也是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