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和层级关系的有机整体。构建和树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关键在于确立科学清晰的标准导向。只有明确核心标准、筑牢实践根基，才能让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真正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彰显文化魅力的鲜明旗帜。

权威性与统领性

中华文明标识的权威性，源于其对文明根脉的精准把握和高度概括，体现为在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与统领功能。这种权威性是历史积淀、文化共识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从文明起源维度看，更是承载着“源头”“基因”的意义。例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不仅展现了先民对宇宙规律的早期探索，更蕴含着“地中”观念的源头，是“中道”“正统”等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文化根基。这种源头性标识如同文明的“文化密码”，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标识的统领性则体现为其能够跨越时空、整合多元文化元素，形成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多片细小绿松石嵌片严丝合缝组成，造型与后世中国龙形象高度契合，被学界公认为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之一。这一标识承载着“天人合一”“吉祥安康”的文化内涵，不仅是造型艺术的典范，更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符号。

权威性与统领性的统一，还体现在标识对核心价值的凝练表达上。如西周青铜器何尊底部的铭文首次出现“宅兹中国”的记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宅兹中国”的表述既确立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中心”，也升华出文化意义上的文明认同。

不可替代性与公共识别性

中华文明标识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是其他文化符号无法复制或替代的“精神标识”；公共识别性则要求标识能够跨越阶层、地域与年龄，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知、共同认同的文化符号。这两项标准相辅相成，不可替代性是公共识别性的基础，公共识别性是不可替代性的体现，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标识“辨识度”的核心要素。

不可替代性源于中华文明独有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基因，体现为标识背后独特的价值理念与文化密码。例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将自然观测与人文祈愿融为一体，既展现了汉代先进的纺织工艺，更蕴含“大一统”“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与文化追求。这种将天文历法、吉祥寓意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的文化表达，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创造，无法被其他文化体系简单复刻。

公共识别性要求中华文明标识能够走进大众生活，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符号。这种识别性不是单一的视觉认知，而是包含情感认同、价值共鸣的全方位认知。龙图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之一，是因为其具有极强的公共识别性。从古代的宫廷礼仪到民间的节庆习俗，从建筑装饰到服饰纹样，龙形象无处不在，并通过从具体器物到抽象价值的转化，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使其成为跨越地域、阶层的公共文化符号。

普遍认可性与易于理解性

中华文明标识的普遍认可性，体现为在民族共同体内部形成的广泛共识，是经过历史检验、为全体人民所接受和认同的文化选择；易于理解性则要求标识能够突破认知壁垒，以简洁明了的形式传递深刻文化内涵，让不同群体都能感知其价值、领会其意义。这两项标准直接关系标识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普遍认可性意味着，一个标识能够成为文明的代表，既在于其能够反映全民族共同追求与精神向往，也体现着对时代精神的呼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同，既因其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也因其回应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现实需求。例如，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和而不同”理念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原则，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易于理解性要求中华文明标识在保持文化深度的同时，具备简洁直观的表达形式。文明标识是对复杂文化内涵的“再编码”，需要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符号、形象或概念，让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能轻松理解、深刻领会。例如，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以生动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将龙图腾的威严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无需复杂的文字解释，便能让人直观感受到其承载的神圣意义与文化魅力。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核心标准，也需要将标准导向转化为具体实践行动。具体而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从挖掘、阐释、传播、创新等多个维度发力。

在挖掘梳理层面，以考古实证为支撑，深入探寻文明根脉。考古文物是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载体。面向未来，应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加强对重要文化遗址、文物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同时，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与保护，将传统技艺、民俗礼仪中的核心文化符号纳入标识体系，确保标识体系能够全面反映中华文明丰富内涵。

在阐释转化层面，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标识当代价值。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古老标识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通过精准阐释与价值转化，让中华文明标识既保持历史本色，又具备当代意义，成为引领社会风尚、凝聚发展力量的精神旗帜。

在传播普及层面，创新传播方式，提升标识的公共认知度。充分利用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通过专题展览、讲座论坛等形式，让公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标识的魅力。同时，借助新媒体技术，打造数字化传播平台，通过短视频、纪录片、互动游戏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解读标识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

在创新发展层面，立足时代需求，丰富标识的表达形式。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与传播规律，对传统标识进行艺术化创新，打造既符合文化本色又贴近当代审美的新标识。同时，要鼓励文化创作，通过文学、影视、音乐等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中华文明标识的精神内涵，让其在当代文化创作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作者：徐沐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