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山是绕着走的，坡是踩着爬的，坡坡坎坎间藏着不少奇怪的地名，猫鼻梁便是其中一个。远远望去，那道缓坡的轮廓活脱像只猫儿的鼻梁，斜斜软软地嵌在江边。

这个地名，老厂长郭重智再熟悉不过，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重庆通用阀门厂就在这里。1973年进厂时他19岁，今年71岁了，还在为厂里的事儿忙活。猫鼻梁的这道斜坡，见证了他和厂子一起，从青年走向壮年，又走向衰老。而今，一系列由拆迁带来的琐事，让猫鼻梁重新热闹了起来。

从天而降的拆迁款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一天，郭重智在重庆大渡口区的公众号上看到消息，阀门厂所在的钢花支路要拓宽，涉及沿线企业拆迁。他心里咯噔一下—阀门厂的厂房就在这条路边，猫鼻梁便是钢花支路上的一站。

果然很快就有动静，国土、城建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找郭重智调材料，去厂区测绘。这绝对是厂子的一件大事，郭重智第一时间知会了两位老同事：曹大姐，原人事科长，对厂里的人员状况比较熟悉；赵贤全，原技术科长，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办事能力强。厂子虽然停产多年，但涉及税务、职工退休、日常维护等许多事务需人经办，近几年便是他们三人留守处理。

三个人碰了面，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职工代表小组，共同商议补偿款分配事宜。他们召集了几位前任厂长、车间主任、工人代表、工会干部、女职工代表等，17人小组成立了。“人数要多，要尽可能代表更广泛的意见，而且得是单数，我们最后要举手表决的。”郭重智说。

2021年初，17位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聚在了老厂的办公室里。郭重智一时有点恍惚，已经记不得厂里上次这样热闹是什么时候了。

50多年前他刚进厂时必然是热闹的。那年他才19岁，厂子也刚成立两三年，正是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阀门厂最初叫“新山村黑白铁组”，位于重庆钢铁厂（以下简称“重钢”）所在大渡口区下辖的新山村街道。大渡口1965年从重庆九龙坡区划出，成为专为重钢设立的行政区。

彼时，这座依托钢铁工业兴起的城区，空气中常年飘着铁屑的味道，高炉轰鸣昼夜不息，有“十里钢城”之称。不过，重钢在奠定了重庆工业重镇产业基础的同时，也已经开始面临一些老牌国企常见的麻烦—企业编制饱和，双职工家庭最多只能安排两个子女顶替岗位，大量返城知青和职工子女成了游荡在厂区边缘的待业青年。

为解决就业问题，1971年，几位重钢职工家属凑了些钱，租下新山村街道的闲置房屋，利用重钢的边角料做金属桶、金属盆。“黑色的铁板没镀锌叫黑铁，镀锌的发亮叫白铁，我们就靠这两种材料起家。”郭重智说。

作为街道集体企业，这个厂和重钢没有隶属关系，却离不开重钢的资源便利。重钢的老工人会来指导技术，剩余物资也给他们使用，虽然不是无偿的，但不用计划指标，这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天大的便利。郭重智说，重钢的边角料、残次品，在国营厂眼里是“废料”，到了阀门厂就成了“宝贝”—灰桶的桶身、消防桶的提手，都来自这些“废料”的再利用。

彼时的大渡口区，像这样依托重钢生存的集体企业不在少数。做劳保手套的、加工钢铁配件的，它们像卫星一样围绕着重钢运转，形成了“大厂带小厂”的产业生态。

小作坊攒了些钱，职工们又商议，只做些盆盆桶桶不是长久之计，重钢的生产还需要大量阀门，何不干脆做个阀门厂呢？于是，依旧是借助重钢的关系转型，初期没有机床，他们就用生铁指标和南方机床厂串换，价格优惠得多。很快，1974年试制产品，第二年实现量产，转型了的阀门厂一步步走上正轨。

原本的小作坊容纳不下，职工们开始修建新厂房，郭重智的父亲是一九四九年前从汉阳钢铁厂搬迁来渝的重钢老职工，德高望重，现在退了休，修厂房的事就由他牵头。选址在重钢闲置的荒坡猫鼻梁上，这里崎岖不平，满是碎石，却胜在“不要钱”。工人们捡重钢废弃的砖头，用板车一趟趟拉回坡上。全员参与开荒，开出一块平地，就建起一间厂房，就这样，陆续依山势盖起阶梯式的厂房和办公楼。

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里，年轻的郭重智穿着白衬衫、西裤、黑皮鞋，正在办公楼的阳台上眺望。那时，墙面的白瓷砖和地面的橘红瓷砖颜色簇新发亮，郭重智的头发乌黑，手边的一盆绿植也绿意盎然……

转眼几十年过去，又是在这间办公楼里，当年的老同事们重聚了。因为年久失修，办公楼门窗破落，白色瓷砖掉了多半，乌绿的藤蔓占据了山头。老职工们都已退休，绝大部分还居住在大渡口区。

他们都老了。

如何分配？

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拆迁款，大家欣喜过后，心里很快生出些弯弯绕绕。虽然还不知道钱款的确切数目，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到账，但如何分配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有位老厂长说，职务高的应该多分，立刻有职工反驳：“你当厂长时就比我们工资高，现在分补偿款，凭啥再搞特殊？”有人提出，自己在职期间曾为工厂作出过贡献，应该多分，自然又有人不服，谁没作过贡献？谁不是为这里贡献了青春？

是啊，谁不是为这里贡献了青春呢？厂房建好、车床到位后，工人们很快投入到了火热的生产中。那时一周只歇一天，车间24小时不停工，早班、中班、夜班三班倒。郭重智的爱人张原琴也是阀门厂老职工，她记得，车床一台台挨得很近，加工零件时噪音极大，一线老工人几乎个个都落下了耳背的毛病，张原琴也不例外。

车间里大部分是女工，大家戴着口罩，仍隔不住飞溅的铁屑和灰尘。“下了班，大家都顶个大黑脸，鼻孔里全是黑灰，口罩洗了三遍还是黑的。”车间里照明不够，加工零配件又是精细活儿，于是每台车床上配一盏台灯，大家就这样凑在台灯下，一站就是8小时。

“脚都肿了，但大家都很有干劲儿。”不止一位老职工提到，虽然那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很纯粹，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起使。

就这样，阀门厂业务量迅速攀升，最多的时候4个车间同时开工，20多台车床，职工总数达到400多人。铸钢车间、机修车间、模具车间分工明确，生产的阀门除了供应重钢，还卖到其他省市，甚至北方的钢门窗订单也源源不断—南方雨水多不用钢门窗，北方气候干燥，钢门窗很受欢迎。

张原琴上世纪70年代末进厂时，阀门厂已经是大渡口区公认的“好单位”，要托关系才能进得去。翻阅当时的工资单，1974年8月，普通职工实发工资20元上下，1983年11月，实发就达到了300到600元不等。虽然工资比重钢低不少，但福利很实在，除了工资，还有加班费、粮贴、物贴、肉贴，甚至洗澡费，郭重智解释，是让大家买香皂的钱。

那是阀门厂的鼎盛时期，也是大渡口区的黄金时代。彼时的大渡口，苏式建筑钢花影剧院里常有演出，黄桷大楼的农贸市场人声鼎沸。各个厂子组织职工参加合唱比赛，阀门厂的《黄河大合唱》一举夺得冠军。那天，女职工们穿着明艳的黄衬衫、红裙子，男职工穿着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参加比赛的老职工梁明英不住夸赞，“个个都是帅哥美女”。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解决双职工的住宿问题，阀门厂在猫鼻梁上又辟荒地，盖起了四层家属楼。双职工能分到2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厨一卫，这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待遇。郭重智和张原琴分到了一楼把边的一间，“那会儿一点儿不觉得房子小”。

搞了一辈子技术的郭重智自己动手，贴了实木护墙板，后来又把厨房改造成单间小卧室，给慢慢长大的儿子住。阳台隔出厨房，房间里搭出阁楼，两口子睡楼上，“只能坐着，不能站着”。这样原本的房间成了客厅，添张桌子，摆个沙发，竟然能招待十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大家最爱郭重智炖的药膳鸡汤，都夸赞：“清汤又不辣，炖起就好吃。”

难得的休息日，厂里组织春游，大家坐公交去郊区，自掏腰包也开心。周末约着打麻将，谁家有事都互相帮忙。逢年过节，外地来的职工有不回家的，郭重智和张原琴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都是年轻人，远离家乡，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几十年的情谊，如今到了谈钱的桌上，很难说没有发挥作用。当郭重智试着提出他的想法时，大家并没有多少反对就同意了。

几圈争吵听下来，郭重智的心里有了点谱儿—这事儿，必须无关职务高低，无关贡献大小，只按厂龄分配。

他自有他的道理：拆迁款是严格按照厂房面积计算的，除了创立阀门厂的首任厂长，后续的厂长们，厂房面积在你们手中可曾增加过一尺一寸？既然没有增加厂房面积，就不应该多拿补偿款。

更何况，厂长多拿，那车间主任呢？科长呢？多拿的话，多多少合适？到头来一定是钱还没到手，自己内部先吵成一锅粥。很多初期的老职工年事已高，有些人已经去世，谁都耗不起，必须确定最简单、公平、易执行的分配规则。大家都被说服了。

只看厂龄，这条最初定下来的铁律一直贯彻下来。最后，只对患有癌症的创始老厂长略作倾斜，另有一任女厂长多分了两万块钱。因为这位女厂长家中条件较为困难，并且在职期间组织员工学习进修等，确实为大家谋了许多实在的福利，本人又有强烈意愿，因此经职工小组全员表决同意多分配2万元。除此之外，郭重智和其他人一视同仁。

棘手的难题

10月下旬的猫鼻梁，坡上的黄桷树叶染了一层浅金。拆迁启动后，原本的老厂房、家属楼很快被夷平，碎砖残垣被岁月埋进坡土。头一年冒出稀疏的野草，后来竟窜出拉拉杂杂的树苗，灌木也顺着坡势蔓延，渐渐织成浓密的绿。

如今，只能透过树丛依稀辨出当年的位置。隔着栅栏，郭重智指点着，这片是原来的铸造车间，那几棵泡桐树底下是厂路，东边和碎石坡连成一片的是家属楼，紧贴着栅栏临着钢花支路的就是办公楼。

拆迁启动后，郭重智和曹大姐等人频繁往来办公楼，翻查原来的档案。既然确定了要按厂龄分配，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查清楚每个人的厂龄。

“那会儿的人办事扎实得很。”郭重智略带自豪。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前些年最后几位职工办完退休手续，横跨近半个世纪的工资台账、职工档案基本保存完好。最初人少，账本是扁长的小册子，后来人多，变成了大开本。每册都用牛皮纸装订好，封皮上毛笔书写“工资表”三个字和对应月份。里面的工资发放情况一目了然，哪天、谁、领取多少，都要签字和加盖人名章。

进厂有手续，离厂也有手续，不管是离职还是退休，都有完善的档案资料对应。“不是凭空想象的，全部都是有依据的。”满满几大袋泛黄发脆的账本、档案册堆成了小山，成了郭重智主持分配的最大底气。

曹大姐在人事部门干了十几年，最熟悉这些材料。在她的带领下，七八个人没日没夜地忙活了十几天。很多人眼睛早已花了，眼镜戴了摘，摘了戴，硬是把绝大部分职工的厂龄都理了个明白。

但他们要处理的难题远不止这一件。

原本职工代表们商议，只有在厂里正式退休的职工（以下简称“在册职工”）可以参与分配，以前离职的人不具备资格。但消息传出去以后，离职员工们不服气，认为自己也为厂子作过贡献，也要求参与分配。

“离职员工曾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吃苦肯干，（上世纪）90年代厂设备原始化，技术力量薄弱，加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生产车间半瘫痪，产品滞留……大家为了不给厂里增加负担，离厂自谋活路，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能给我们离职员工协调分配这次国家拆迁的补偿金。”在离职员工组织的第一次碰头会后，梁明英在会议记录上如此写道。

梁明英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她小学辍学辗转打工，吃了许多苦才得以进了阀门厂当车工。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厂里组织职工学习、考试，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下了班就拼命学财务知识，考进了厂里的财务科当核算员，到1994年辞职时是财务科长。

“我见证了阀门厂的辉煌，也见证了它一步一步从兴旺走到衰败。”在大渡口区的家中，65岁的梁明英沉浸在回忆中。

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计划经济下诞生的集体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阀门厂来说，变化是从订单减少开始的。

“以前重钢的订单都是找上门来，后来他们有了自主采购权，要比质、比价。”郭重智说，江浙一带的厂家设备先进，成本更低、品种更全，阀门厂的手工机床和老旧工艺渐渐跟不上了。厂子没有资金更新设备，外加技术人才流失，无力研发新产品，订单量逐年下滑。

厂子开始断断续续停产，老职工们亲手铺就的厂路上，运货的先是解放牌大卡车，后来换成了渝州牌的中型货车，再后来变成长安牌的面包车。订单越来越少，车子越来越小。

职工们回家待业，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元基本生活费。“正常上班一个月能拿三两百，待业只能拿几十，后来连几十都没有了，只能把工龄延续起来。”郭重智说。

阀门厂的衰落不是个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全国范围内的很多集体企业也都面临着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管理滞后等困难。大渡口区因重钢而生，经济结构单一，当重钢自身也面临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挑战时，周边的企业更是无法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昔日的同事们纷纷各寻出路。那时个体经济已日渐活跃，职工们有的下海搞个体经营，有的去了待遇更好的民营企业。梁明英从财务科长岗位离开后，凭着细心和韧劲儿，在某国有银行做到了客户管理骨干，后来又转型做行政管理。

但更多人的日子变了。不少工人没有其他一技之长，离厂后只能去工地上打工，去火锅店打杂。张原琴离厂时40多岁了，先去了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当服装员，每天小跑着为客人服务，计件领工资。以前觉得自己是工厂的主人，现在顾客才是上帝。一次下班时已是深夜，在猫鼻梁附近的小路上差点被抢了提包。她还去过其他公司打工，一直干到60岁才回家带孙子。虽然爱人郭重智是厂长，但“末代厂长”无权无钱，他们的房贷还是这次补偿款领到手才还完的。

“所以不是大家抛弃了厂子，是大家都要谋个活路。”梁明英始终觉得，不能因为大家离职了就否定了曾经的贡献，拆迁款分配，他们离职员工也得有份。当然，她也认可一直坚守到最后的老同事们牺牲更大。“和尚走了，庙子还在，总要有和尚在那里守噻。”

这也是大部分离职员工的想法，他们不要求和在册职工同等待遇，但必须分到一部分。

两方博弈不休，街道和有关部门都介入协调。国务院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集体企业财产归本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重大事项需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议。但具体到拆迁款是否将离职员工纳入考量，相关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各地实践中亦无统一做法，曾引发过不少纠纷。街道和有关部门没有决策权，最终只能交由老职工们自行协商解决。

矛盾最激烈时，郭重智家里的电话直到半夜还响个不停，甚至有人直接跑到家里来质问。“半夜还在扯皮，心里边确实烦，那段时间我都睡不着，他也几天几夜睡不着。”张原琴回想当时的情形。

几番讨价还价，郭重智多方劝说大家顾全大局，最终两边各自退步妥协，达成共识—赔偿款到账后，在完成偿还欠缴税费、补缴职工社保等先决条件后，剩余净值按在册职工65%、离职职工35%的比例进行分配。

“最后就皆大欢喜，落袋为安了。”梁明英说。有人因此伤了和气，互相拉黑，但她在这个过程中目睹了郭重智忙前忙后，掉了几斤肉却没有多拿一分钱，反而生出了几分敬佩。当初在厂里时他们并不熟络，现在，两家人倒是成了朋友。

一份温情的答卷

方案敲定，分配正式开始。

职工小组制定了清晰完善的程序：先填确认表，确认厂龄和金额，一批确认后，对应的钱款打到阀门厂的账上；再填发放表，钱款从厂里账户打到职工个人账户，职工二度签字确认。发放完毕后单据提交街道，全过程由街道监督。

问题又来了，历时久远，许多老员工已经失联。虽然郭重智在厂外贴了醒目大红字的告示，又通过各个职工群扩散消息，但还是有近百人联系不到。为了确保每位在厂里工作过的职工都能领到钱，郭重智又开始了新的奔波。

他先去本地报纸登启事，本来是400元一则，结果人家一听，不仅免了费，还做了几次跟踪报道。他又找重庆电视台的民生栏目《天天630》，每晚六点半黄金时段播出本地资讯，对方也是一分钱没收，还先后播报了两次相关讯息。

随着消息在网络上的扩散，几十位老职工陆续找了过来。欧小霞1990年进入阀门厂，那时厂里效益已经下滑，6年后她辞职去深圳打工，跟工友们早就没了联系。爱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消息后告诉她，她又托人联系到郭重智。老账本上有她的名字，核对了6年厂龄，欧小霞领到了属于她的8100元补偿金。

张原琴也加入到找人的行列，每次同学聚会、亲友聚餐，她都拜托大家帮忙。说来也巧，一位老同学正好是某江姓老职工的邻居。辗转联系到老职工的儿子后，对方表示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没想到还能收到补偿款，十分感谢老厂长的用心。

眼见还有人联系不上，郭重智只好去找厂辖区派出所。得到上级批准后，工作人员通过人口管理系统进行查询，又查到十几人。其中不少人已经去世，还有人重病在身，就再通过他们的子女，终归把钱款交了出去。

郭重智的脚年轻时受过伤，落下病根，路走多了就隐隐作痛。然而，就是这双不甚给力的脚，在重庆起起伏伏的坡路上，奔走了不知道多少趟。穷尽了各种手段后，失联的人数从近百，减少到几十，到了现在的16人。

这16人怎么办？职工小组商议后决定，寻找期截止到2025年底。如果到时候还找不到，原本属于他们的款项就进行二次分配，不再保留。“尽人事，听天命，我责任尽到、问心无愧了。”郭重智说。

事实上，这份劳心又费力的责任他原本可以不担。2009年阀门厂原厂长退休，郭重智接任时已经54岁，也临近退休。厂子停产多年，老职工各奔东西，唯有他作为一路从基层干起来的副厂长，对厂子情况最熟悉。街道找他谈了几次，他先是拒绝，但想到还有许多老职工的社保问题没有解决，他思忖再三，不再推却。

厂子早就发不起工资，仅靠部分厂房出租、变卖废旧设备等勉力维持。几位留守人员每个月领400元钱，勉强算作补贴。

在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郭重智做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为尚未退休的职工补缴养老保险，这样大家退休后才能领养老金。厂子没钱怎么办，和职工打欠条—补缴的钱职工出一半，厂里想办法筹措一半，等哪天有钱了再还给职工。

就这样，郭重智先后为36位老职工补缴了养老保险。目前，阀门厂全部职工都顺利退休，并正常领取养老金。拆迁补偿款到位后，厂里欠职工的钱一并还清。这是他生平的一件得意事。

而如今，71岁的他完成了生平又一件得意事。“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不怕任何人查。”郭重智轻拍着账册，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

其实，因为阀门厂的土地属于重钢，拆迁补偿仅针对厂房等地面建筑。偿还税费和欠款后，剩余净值772万元由几百位职工一分，在册职工每个人到手一两万到五六万元不等，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巨大。不过，大家还是很开心，毕竟，这笔钱更像是一份时隔几十年的青春纪念的礼物。

领到钱后，郭重智给家中换了新家具，今年夏天还约着几家老同事，一起去了趟武隆避暑。梁明英喜欢唱歌，曾经在钢花影剧院合唱的她如今在老年大学学习声乐，今年4月份还参加了星光大道的网络海选。工作日的下午，重庆的KTV向退休老人打出特价，梁明英和老同事们是那里的常客。

曾经对立的在册员工和离职员工群体，在事情结束后部分冰雪消融。梁明英最早在的维权群，陆续加进来不少在册员工，成了老同事团聚群。她已经组织大家聚餐、唱歌、旅行了几次，每次都有聊不完的人生过往。

秋意渐浓，从猫鼻梁沿着弯弯曲曲的钢花支路上行，顶头儿便是钢花影剧院。这里如今修葺一新，依然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曾经的区中心黄桷大楼旧址上建起了黄桷记忆坡地公园，7棵百年黄桷树被保留下来，成为工业记忆的见证。

2007年，重钢环保搬迁，这座钢铁巨头离开后，大渡口区经济一度遭遇重创。近年来，大渡口区推动产业转型，打造新型产业集群，建设森林城市，昔日“工业锈带”正变身“生活秀带”。而郭重智、梁明英们的人生轨迹，见证了大渡口区工业的辉煌与变迁，也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奉献。最后分配拆迁款的故事，更是重庆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温暖的注脚。

待全部分配事项结束后，郭重智计划把工资账册等捐给重庆工业博物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东西，是我们那代工人的共同记忆。”是的，这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回忆，曾经有一群人，在荒坡上建起厂房，他们的人生随着集体企业的兴衰而起伏，但那份在艰苦岁月中结下的情谊，那份对工厂、对城市的热爱，却像穿城而过的长江水一样，源远流长。

（来源：《中国工人》2025年12月刊 策划：《中国工人》编辑部 作者：《中国工人》记者王婧祎 摄影：郭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