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的智慧来自于人类

　　记者：今年年初阿尔法围棋挑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标志着互联网已经可以代替人类做很多事。互联网高度智能化之后，人是否会成为互联网的奴隶？

　　邬贺铨：人始终是互联网的主人。说计算机战胜人类，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它战胜了最高级的棋手，但不代表它能战胜人类，因为它的程序集成了全世界所有棋手的智慧，这种智慧依然是来自于人类。当互联网智能化发展得更好时，意味着人的智能会更优于互联网智能。

　　记者：手机更新换代非常快，手机的发展是否也暗示着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邬贺铨：人机结构可以有很大变化。“微软”收购了“诺基亚”，“微软”要做手机吗？它凭什么跟“苹果”竞争，跟“谷歌”竞争？“微软”说我有语音翻译技术，利用云端翻译，假如你讲中文，你的朋友是英国人，你按一下语音键，你讲中文他听英文，他讲英文你听中文，一共有26种语言，学外语没太多用处了。再有，可穿戴终端人工智能，实际上把人的感知延伸了，把人的认知能力提升了。未来的互联网会怎么样？现在是没法想象的。我们回想十年前，能想到现在互联网的样子吗？想不到的。互联网有一句名言：“我们不预测未来，我们创造未来。”

　　记者：现在大学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很多，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开始大众化，那么您认为这些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邬贺铨：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过去每个单位都有打字员，现在这个职业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基本上人人都会打字。但在编程领域，我认为未来程序员也许不需要那么多，但程序员要升级为架构员。即便有一天计算机可以做到自主编程，但仍然需要人来告诉它该怎么做，做什么，让它为你完成编程工作。未来这个行业会发生变化，但并不是消失，而是升级。中国现在不缺少程序员，缺少的是架构员。手机有100万行代码，奔驰汽车3000万行代码，空客飞机10亿行代码，未来，软件无处不在，软件定义一切。

　　记者：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该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很多人认为互联网让个人隐私变得透明，您怎么看？

　　邬贺铨：北京的街道上有将近80万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一小时会存储3.6G数据，这些数据一般要保留几个月。可能你一上街，还没走多远，就被摄像头拍到了很多次。但这些数据一般不是针对个人的，它是要挖掘大数据背后的规律，用来优化生活。比如通过数据来分析北京市民每天出行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哪些地方的人流、车流比较密集，通过数据得出规律，完善北京的交通设施。掌握数据是可以的，但原则就是不要侵犯别人的隐私。互联网安全需要法律保障，企业有义务保护他人的隐私。

　　● 互联网让人更容易表达情感

　　记者：微信是大众使用最频繁的通信软件，人们面对面沟通的次数少了，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很多。互联网压缩了时空距离，却拉远了心理距离，对此问题您怎么看？

　　邬贺铨：其实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存在一定的距离，有些话其实当面并不好说。比如你和你的父母沟通，他们可以在微信上和你“卖萌”，但如果他们在家里也和你“卖萌”，你难道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互联网只是提供了一个心理空间，让大家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微信永远代替不了亲情。

　　记者：人们非常喜欢拍照片发到微博或朋友圈上，您对这种互联网时代的“分享强迫症”有什么看法？

　　邬贺铨：一天只发两三条，那离所谓的生病还很远。但说到网瘾，有些人确实沉迷于网络。有人说这是互联网惹的祸，但我认为这种依赖症不是互联网出现以后才有的，没有互联网时，也有打麻将上瘾的，也有喝酒上瘾的，各种各样的瘾。开始沉迷于此是觉得好玩，但如果可以自我克制，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我觉得没问题。就怕身陷其中，玩物丧志，那就变成互联网的奴隶了。互联网说到底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我们才是它的主人。

　　记者：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让人拥有话语权，但也出现了爱跟风、不能做出理性判断的人。现在大家都呼吁网络正能量，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处理网络暴力带来的负能量？

　　邬贺铨：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网站都有网管员，每天看帖子，所以当我们遭遇网络暴力时，首先应当向网站投诉。对网络刻意恶评应当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很多人就是希望有人回应，这样才能吵起来。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网络也是如此，关键要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判断力。

　　● 互联网初次进入中国只有64K

　　记者：能回忆一下当年中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情形吗？

　　邬贺铨：中国是在1994年4月20日接入到国际互联网上的。那时候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这三家互联的网络里，利用一根64K的专线，连到美国一家电信运营商，就是64K而已。1995年1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开始开放公众互联网，但是只有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各有一条64K的专线，也是连到美国的网络。但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互联网正式进入了中国。

　　记者：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您已经对互联网有所了解了。

　　邬贺铨：我了解互联网的确是在这之前。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日内瓦参加国际电信联盟会议。这是制定通信网标准的会议，跟国家利益有关，因此单纯靠与会代表商讨、表决是不够的，各国代表都需要请示各自的国家主管部门。会场提供免费的长途电话，中国去的代表打电话与国内联系，汇报会场情况、会场讨论的内容。但是我看到美国的代表用会场提供的计算机抄写资料，并且通过网络把会议的一些文档作为附件传送回去。美国人说这叫E-mail，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再去开会时发现，很多老外把笔记本电脑带到会场，直接在会场跟他们的国家联系。加拿大代表团有一名代表是华人，跟我们很熟，他问我：“中国有这样的东西吗？”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没有？”我当时也回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