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

　　一举成名后，全国各类报刊挤着上门约稿，李希凡、蓝翎两人应接不暇。

　　当时，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类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空前活跃。秉持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治学精神，凭借着理论创新和学术自省，在工作之余，李希凡继续在陋室里“开夜车”，进一步完成了《论〈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创造》《红楼梦评论集》等多部著作。

　　《论〈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创造》对原著里的60多个典型形象进行了透彻分析，而《红楼梦评论集》则对《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纠缠于琐碎考证与索隐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开拓了《红楼梦》评价的新时代。

　　同时，李希凡还涉足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戏剧、影视等多个领域，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各类作品展开了细致评析。他的评论自成一家，从不见风使舵，在历次文艺论争中保持着学者的良知和文艺批评的求真本色。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李希凡为《星火燎原》《红旗谱》《苦菜花》《保卫延安》《欧阳海之歌》《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达吉和她的父亲》等长篇小说撰写了大量评论。

　　坚持自我、为真理而辩是一个评论家的本色。

　　1956年，李希凡再次挑战权威和先贤，就阿Q人物的“典型共鸣”说与何其芳展开了一场长达20年的“马拉松长跑”。

　　何其芳在《论阿Q》一文中把“阿Q精神胜利法”抽象成“古已有之”的“人类普通弱点之一种”，并举例，爱哭的女孩就被叫作林黛玉；喜欢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所喜欢，就被称为贾宝玉，这是一种“典型共名”现象。

　　李希凡不同意这种说法，于是撰写了《典型新论质疑》和《关于〈阿Q正传〉》，批驳何其芳把典型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解释为超越时代、社会、阶级的某种抽象品质的“化身”，无法代表文学典型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和思想意义。

　　后来，何其芳又撰文批驳李希凡的观点，两人就“典型共名”说展开激烈辩驳。1956年秋，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希凡随即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王蒙小说中粗暴的教条主义提出异议。

　　不料，这次却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毛主席批评我脱离群众，一到报社就当起了婆婆，适宜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我于是赶紧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不善言辞，不想去教书。那时我是有名的‘好战分子’，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也为此闯了不少祸端。”李希凡后来坦诚，当年对王蒙文章的批评的确有失偏颇。

　　就在李、蓝走红后不久，文艺界掀起又一系列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思想批判和阶级斗争，各种政治风潮接二连三地展开，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学人在时代的漩涡中载沉载浮。李、蓝的命运也如同坐“过山车”，急转而下。

　　蓝翎被划成“右派”，李希凡稍稍幸运一点，但也在历次风暴中被纠察、挨整。在那个“多事之秋”，李希凡一边接受严酷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一边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艺进行密切的关注、分析、研究和评议。他手中的笔从来都没有搁下过。

　　李希凡的良知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风波中再次经受了考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把《海瑞罢官》的“退田”“评冤狱”与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在企图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

　　“姚文元文中所形容的激烈矛盾冲突，我既没有从戏里读懂，也没有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他在文中所讲的历史大背景，是我这个‘书呆子’没有认识到的。”李希凡说。但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被广泛转载，各大报刊也都在组织、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众所周知，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在江青授意下写就的。而此前，江青曾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完成此文。由于政治上的“愚钝”，只顾秉持学者的良知和风骨，李希凡未能像姚文元那样，写出如此牵强地联系现实阶级斗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