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说——

　　“大学期间，美学家吕荧是使我对文艺理论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老师，新中国成立前，我就读过吕先生的《人的花朵》，特别欣赏他评论的美文。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真正能见解透彻地论述文学典型的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所论述的关于文学典型的卓见——‘熟悉的陌生人和独特的这一个’，是引导我理解文学名著所创造的文学典型之所以能名标文学史，留在人们的艺术记忆里的一把钥匙。鲁迅‘冷眼看世界’的小说和运笔如刀的杂文，也坚定了我学习文学的信心。”

　　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曾发出过这样的呐喊：“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正是继承了李卓吾、鲁迅、杨向奎、吕荧等前辈学人的“文品”和风骨，当代的文艺批评界才有了李希凡，这个敢于展露思想锋芒，敢于向学术权威发起文学批评和挑战的“闯将”。

　　檄文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李希凡看到，当年国内高等学府的古典文学教学，受胡适资产阶级文学体系影响的较多，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古典文学思想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的较少。于是，他产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新评价我国文学遗产的冲动。

　　然而，李希凡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蓝翎共同撰写的《红楼梦》评论文章竟然惊动了毛主席，进而成为掀起20世纪50年代一场大规模思想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红楼梦》大批判缘起于1954年。当时，被山东大学分配至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的李希凡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新建设》（1954年3月号）杂志上刊载了一篇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联想到前几年俞平伯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以及20世纪20年代胡适所著的《红楼梦考证》，李希凡觉得，这些“新红学派”权威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说”“自叙说”“写生说”“感叹生世说”“写闺友闺情说”“为十二钗作本传说”都是以偏概全，都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曲解这部文学经典的美学底蕴和时代意义。

　　正如曹雪芹生前所忧虑——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正被“新红学派”曲解、贬低，甚至误读。《红楼梦》已发展到“宫闱揭秘”，成为“索隐大全”，简直不再是文学杰作。

　　初生牛犊不怕虎。出于一种论证与求真精神，李希凡和当时已分配至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好友蓝翎商量，决定共同撰写《〈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向俞平伯发起了学术上的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