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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今年寒假，我到广西博白的朋友老家看望他家人，满足自己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向往。

　　前些年，博白因为部分村民反抗当地计生干部的粗暴行为焚烧乡镇政府而闻名全国。用朋友的话说，这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

　　广西博白及周边农民的生活，要比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为艰难。

　　当地村民坚持认为多子多福，强势抵抗计生政策，所以生育数量至今还保持在每户3个孩子的平均水平。但当地的土地不适合种植水稻，适合种植的作物如黄麻、红薯、花生等并不值钱，也不能满足口粮需求。

　　纵使生活艰难，当地的老百姓却依然不屈不挠，充满希望。我要讲述的，是朋友父亲阿周叔的故事。

　　两百年来，周家先从福建迁至广东，再到广西，最后定居在博白县白镇。解放前，阿周叔祖上有上百亩地，解放后土地改革划成分时，由于阿周叔的三叔在土改小组中担任职务，便划为上中农，成了“漏网地主”，在频繁的批斗运动中，阿周叔的祖父没有卷入其中，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

　　阿周叔的父亲擅长各种手艺，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以外，他还会在外面做活赚点儿钱。但就算再勤劳也顶不住13个孩子的嘴，所以阿周叔家过着极贫的生活，经济水平在村里属于底层。等到阿周叔兄弟们纷纷成婚，贫困没有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多子依然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阿周叔1986年成婚，连着生了两个儿子，1991年，他的妻子怀了第三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为了躲避计生政策，阿周叔从白镇逃到了相邻的龙镇。在当时白镇的老家，全家的财产只有一口破锅，因此一家四口没有任何牵挂地逃走了。

　　到龙镇的最初几年，他们还在老家种点作物，收割时跑回家收获花生、红薯等，但农产品不值钱，后来索性将农田彻底撂荒。来到龙镇后不久，阿周叔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在龙镇租了一间房屋居住，全家靠阿周叔一个人做木工维持生计。

　　当时，他们的全部家产只有一口锅、两个桶和一张供四人睡的床。结果没多久，这口岳父给的锅还被偷走了。

　　幸运的是，阿周叔精湛的木工手艺，很快在当地树立起名声。他成为全镇首屈一指的木匠，足迹几乎遍及全镇所有自然村。但当时的村民生活艰苦，赊账太多，木工生意虽好但不能及时拿到工钱。

　　为了保住客源，阿周叔不得不经常熬夜，做工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他一个人要解决一家五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付房租、买工具，还得接济一下双方的父母和兄弟，所以生活极为拮据。周四（阿周叔的二儿子）回忆他小时候的生活，说有一次好几天没吃饱饭，到同学家玩，同学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白粥没喘一口气，把同学全家人吓倒了。

　　尽管负担沉重，阿周叔夫妇还是攒下一笔钱，1993年付了2000元定金在镇边买了一块地皮。花几年时间还完购买地皮的1万元外债后，1997年建起了一栋两层楼房。新建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一楼作为工作间，二楼住人。没有厨房，就在顶楼搭一个棚屋做饭吃饭，新家的几张床和简易的衣柜全由阿周叔自己打造。尽管没有豪华的装饰，但至少全家人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