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之行 薪火相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球另一端，破解跨声速气体动力学世界难题的科学家郭永怀，萌生了回国之念。

　　面对美国重重阻挠，他不屈不挠，不惜烧掉多年积累的讲义和研究资料，义无反顾，1956年终于回到祖国，后来成为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郭永怀用以身许国的报国之行，给出了南开学子对“爱国三问”最激昂的回答。

　　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

　　自此，南开大学确立了“土货化”办学方向，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际”。

　　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一系列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系科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被公认为独开风气之先。

　　“90多年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就立足服务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南开指数’，享誉中外。如今，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说。

　　百年来，南开人始终将爱国情怀书写在扎根人民、报效国家的担当实践中。

　　1956年，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尽管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但何炳林却仅用两年时间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离子交换树脂品种，为铀的提炼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作出贡献。

　　矢志报国，南开人始终紧贴国家需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毅然放弃深耕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转向国家急需的有机农药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率先恢复国内停办多年的社会学专业，建立全国高校首个旅游系，开创中国精算教育先河……改革开放时期，南开大学在加强基础性学科同时，积极发展应用性学科，以适应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

　　“按劳动贡献分配”的理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绿色除草剂“单嘧磺隆”，“建设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概念……一项项首创性的成果相继涌现。

　　为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南开大学积极调整学科布局，加强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许多人不知道，手机上就有南开人的创新贡献。

　　“大光圈智能拍照”过去只能在笨重的单反相机上实现，而采用了南开大学教授程明明团队研发的“显著性物体检测技术”后，华为手机实现了大光圈拍照。

　　翻开南开大学的创新“成绩单”，近两年一批具备高显示度、高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争相涌现——

　　“炎症性免疫反应的新型分子与细胞机制”入选2018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桥式吊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获第七届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蓖麻油制备航空煤油的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以1.05亿元作价入股，实现产业化；

　　“全光纤近红外光谱仪”，解决“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在轨航天器有害气体检测难题；

　　自主研发的抗脑胶质瘤新药，获10余项国家专利；

　　“面向生物医学工程的微操作机器人系统”入选“2018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主持编制国内首个《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

　　乙炔法氯乙烯合成的无汞催化技术，为根本解决我国氯乙烯行业汞污染、最终实现非汞化提供技术支撑……

　　大学初心，只在育人。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校训，开宗明义：要培养既有为“公”之精神，又有为“公”之能力的人。

　　沉潜务实，是社会对南开学生的评价。

　　曾有一句俗语在民间流传：入得南开，便可放心。南开一向以治学严谨闻名，曾率先打破中国博士生教育“零淘汰率”的惯例。

　　现代微分几何之父、数学大师陈省身曾回忆，求学南开时深感学校“以脚踏实地见长”，老师学生“是极为认真的”。

　　爱国报国不是空话。一批批南开学子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

　　2019年9月，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周恩来同志塑像前，阿斯哈尔·努尔太等8名南开大学入伍学子退役回到母校复学。两年前，同样的地方，他们带着母校嘱托，奔向军营，很快在军营里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勉励。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50余名南开学子应征入伍。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奔向那里。”阿斯哈尔·努尔太说。

　　报国之行，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