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没有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但并不意味着对个人信息没有法律保护。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呈现出分散立法的趋势，有统计显示，涉及相关内容的法律法规并不少，有近40部法律、30余部法规，以及近200部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其中包括规范互联网信息规定、医疗信息规定、个人信用管理办法等。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03年，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就开始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研究工作。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就对非法窃取、出售、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作出规定，之后刑法修正案(九)还针对现实情况设置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罪名。此外，民法总则、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民事、行政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也都有原则性规定或相关意见指导。

　　针对日益严重的电信诈骗形势，2016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共同制定出台《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加大对电信诈骗犯罪惩处力度。2017年6月，“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界定了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明确了“情节严重”标准，促使司法标准更为统一。

　　尽管个人信息保护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惩戒方面的明确，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然存在困境。

　　首先由于相关保护条款内容不集中、阐述不清晰、适用不明确、范围受局限、处罚不具体，相关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并不强。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张力向记者直言，分散立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款数量有限、适用范围相对狭窄，对于违反法规的法律后果普遍缺乏明确，还有法律法规之间缺乏体系上的呼应，这都不利于实践适用。

　　由此，直接造成即使司法部门出台了相关意见、解释，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案件处理认识不一、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的问题。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举例:“公民在网站上自行公开个人信息，是否就能推定为同意他人收集使用?收集使用者的行为目的与公民公开信息的目的是否一致?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有无限定、如何限定?这些在司法实务中尚有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信息权属于民事权利，当民事权利受侵害时，民事救济应当是主要手段。但目前司法实践却是刑事保护在前、民事救济靠后。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2018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案件3719件8719人。

　　造成这一现象，既有目前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形势严峻，司法以打击为主的原因；也有个人信息权侵权行为隐蔽性强，侵权者与被侵害人处境不对等的客观原因。

　　重刑轻民的后果就是不同司法机关在保护范围、保护力度、证据要求等方面的不同做法，导致个人信息的民事司法保护与民众的期待还有差距。据北京市朝阳法院的统计，近年来，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案件增幅明显，但原告胜诉率却在下降，十年间原告全部或部分胜诉率由超过70%下降到不足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