韭菜

　　送餐系统记录了这对表兄弟追逐“自由”的痕迹，他们在河西区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每日平均送30~40单，碰上雨雪天气时，单会更多。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有时正在路上跑着，一个单来了，张信凯一看，是反方向。没辙，只能逆行抢时间。

　　产业的兴盛直接喂饱了消费者挑剔的胃，人们对服务质量有了更细化的要求。每一单的配送时间被精确到了分钟，配送面积也越来越大。

　　这个小伙子说不清楚时间是何时变成自己头上的金箍的。他很清楚，如今外卖产业竞争的正是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压缩的成本之下，超时会扣钱、投诉要罚款、违规会被拉黑，这个年轻人不得已频繁地逆行、抢绿灯、调头。他说，想干下去，没有选择。

　　他害怕接到附近小学的单。这意味着单极有可能是孩子父母给订的。他联系不上送餐对象，只能站在大门外急得走圈，等着慢悠悠走出来的孩子叫出外卖商家的名字。有时候放弃了，刚走没几步顾客追责的电话就响了，可不放弃，在这儿等上半个小时的事他也遇上过。

　　站里的每个骑手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有人碰上过写错地址的顾客；有客户吃了餐品拉肚子反而投诉了骑手；还有骑手接到差评，发消息过去一问，对方说“自己不小心点错了”。

　　陈奇刚来站里时，曾被一个居住在日租房的顾客投诉。他的奖金没了，这个西北男人“犯了大忌”，一个人跑去顾客留的地址讨要说法，结果门一开，人早搬走了，申诉彻底无门。

　　向上申诉大多数时候只会石沉大海。作为老资格的骑手，黄冰已经消化了这个现实。用他的话说，“上百万的骑手，每天申诉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照顾到？”他自嘲地笑了，“而且平台多数是倾向于顾客，顾客不订餐哪有钱赚呢？”

　　在这个由骑手、平台、顾客、商家构成的四角关系里，有人打了个比方，“顾客是爷爷，商家是爸爸，骑手是孩子。平台唯一能得罪的，就是骑手。”

　　曾有辖区内的商家售卖“黄焖鸡套餐”，可只有查看详细的介绍才能发现，套餐里并没有米饭。因为米饭售价2元，加上2元后配送费会发生变化。商家要求外卖骑手到店后通知客户，如果需要米饭自备2元零钱。很多初来乍到的骑手不敢反抗，电话打过去，顾客劈头盖脸一顿骂，最后再附送一个差评甚至投诉。

　　还有商家接了单出餐太慢，外卖骑手决定先送其他的急单。后来，把单送去了，又得了差评。一问，顾客说，“商家可告诉我了，他们早把餐做好了，是你们不去取。”

　　“人性的算计、恶意太多了。”常山说，他有时心疼骑手，会补上几十块钱，充作被扣掉的奖金。还要转头在商户面前做小伏低，生怕脾气大的骑手把对方惹恼了。

　　黄冰从来不会找商家争辩。他知道，这个活儿想做下去，不能得罪商家。他采用的方法是，到店后主动找商户唠嗑。那些比自己年轻不少的小老板和收银员，他一口一个“哥”“姐”的叫着。最近3个月，他都是外卖站绩效第一。

　　“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曾在国企当过秘书的黄冰总结说。

　　“抗争没有意义，平台是不会缺少骑手的，走了一拨儿，还会来下一拨儿。”有人说，外卖骑手就好像韭菜，一茬儿接一茬儿。

　　刚20岁出头的杨俊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初期的“烧钱时代”退场后，缩减成本、不断追求效率和服务质量是必然的，只是，所有的代价都由骑手来承担——最新的规定来了，为了满足早点和夜宵的服务，外卖站的配送时间将从“早9晚10”改成“早7晚12”。

　　“潜伏”在各个写字楼里的督察也多了不少。骑手一旦被督导发现没有佩戴头盔或穿着制服，都可能被扣钱。一次，督察和一名外卖骑手在写字楼打了起来。这个骑手打着打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站里“换血”的频率变快了。站长常山注意到，很多离开的外卖骑手都开始跑众包业务，一个人下载好几个外卖平台的软件，疯狂抢单，有时候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

　　效率压迫着外卖骑手的神经。为了多抢一单，浙江余姚的骑手低头看了一下手机，一瞬间连撞两人，最终一死一伤；上个月，上海的一名骑手因为赶时间“强行超车”，将上海急诊领域泰斗李谋秋撞伤致死；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曾统计，几乎每隔两天半就会在上海发生一起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外卖骑手或死或伤。

　　这群骑手对交通事故并不陌生，黄冰曾经撞上了汽车，人飞了出去。胳膊肿了，头疼异常。他对这段经历印象深刻，因为“误工7天，少跑了200多单。”更多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后，路过的外卖骑手会拍下小视频，发到他们共同的微信群里，半响，有人回复一句，“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