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

　　只有阳台还保留着昔日的痕迹。那些没人领走的行李和家具堆在阳台外沿，黑黢黢的，栏杆上挂着不同尺码的运动鞋。这里是整间屋子阳光最好的地方，年均奔袭3万公里的外卖骑手平均一年要穿坏6到8双鞋。运动鞋是最经济的选择。

　　鞋底开裂、鞋面显出污渍的运动鞋见证了这里最热闹的时刻。一两年前，各大外卖平台的“烧钱战”如火如荼，动辄上亿元的资金投放到了这个新兴产业，只为争夺市场份额和用户。打开各个外卖App，平台大笔补贴配送费，用户享受着商业竞争带来的红利。工地、工厂、社会各个夹缝角落里的人也涌入了骑手平台，换上一双双耐穿的运动鞋，最终让骑手的数字定格在了百万人次。

　　陈奇十几年前从甘肃老家来到天津。老乡要介绍这个身材壮实的小伙子去食品公司工作。到了地儿他才发现，那是一家货运公司，他的工作是搬运上百斤的大箱子，如果不搬，就饿着他。后来天津的楼越来越高，他和无数农民工成为建筑产业工人，在烈日和大雪天爬上脚手架，缝制着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衣。可最近几年，工地越来越少，茫然之中他跟人一道挤进了外卖行业，因为这里“活多钱多”。

　　他说自己是“一步一步被推到这里的”。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渺小的齿轮，国家经济这台机器昼夜不停地运作前进，旧的引擎坏掉了，会有新的补上。作为齿轮一刻也不能停。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换工作”。

　　外卖站站长常山说，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所有商家店铺。当外卖产业蓬勃发展时，他注意到许多大商家反应冷淡，常常让外卖骑手一等就是一小时。反而是许多小商家积极参与，还采用了汤面分离、设计外卖包装盒等手段，最终抢来客户，在激烈动荡的商业社会里存活。

　　尽管抛下了曾经赖以为生的手艺，但陈奇认为，比起在工地干活，外卖骑手能挣得更多。这是他衡量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

　　今年来，外卖平台不断下调配送费，五毛一块地向下降，这个男人意识到，“烧钱时代”已经过去了，外卖行业进入了新的竞争，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被摆上了台面。站里又一次迎来了人来人往的时刻，有人因为申诉无门辞职，有人因为收入降低辞职。一名跑单勤快的外卖骑手，因为过年期间突发急事提前下班了一会儿，被罚没了加班的奖金，一气之下离开了外卖站。他在这里待了3年。

　　呈阶梯式下降的配送费暂时没让陈奇离开。他说自己没有停下来的资本，在几千公里外的甘肃老家，妻子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一块钱需要掰成两半儿花。

　　52岁的黄冰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在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之前，他是国企员工。十几年前买断工龄后，他去塘沽拉过石头填海，也加工过一次性打火机，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安稳的营生。后来，给银行做保洁的他在路边偶遇了一群外卖骑手，一打听收入，没几天他就成了外卖站里的“老黄”。

　　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日渐衰弱的身体能负担的工作越来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让他拥有了盼头——干到领养老金的那天就好，多干一天，养老的钱就越多，老母亲的病就多一分保障。

　　这个前后换过五六个工种的东北男人，理解那些来来往往的骑手。在他看来，把送外卖当成长期工作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奔着这个活儿灵活，干几个月拿到钱就走。

　　黄冰说，几乎每一个“老牌”外卖骑手都会有深深的焦虑感。很长一段时间，外卖站夜谈的话题都是哪里的工厂在招人、薪水多少。最终，有人去了工厂，有了回了老家，也有人给他打来电话，“还是想回来，外面也没啥意思”。

　　“没人说得清楚这个行业还能好多久，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家也担心这个工作没啥技术含量，自己容易被年轻人替代。”他说。

　　在这个“驿站”，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小明因为失业来送外卖，他盘算着先把信用卡的债还上，再换上西装领带回到写字楼。站里最年轻的是张信凯和杨俊这对表兄弟。他们从河南老家辍学后，去过江苏的工厂打工，之后来到天津送外卖。张信凯说，“干别的也是干”，送外卖相对能攒更多钱，他每月把钱交给同在天津打工的父母保管，以待来日“娶媳妇”。

　　在江苏的那个自行车工厂，他被安排在一条流水线上作业，每天雷打不动干8个小时，组装零件，偶尔还要加班，手上的活儿永远都是重复的。这种父辈习以为常的生活，他不喜欢。

　　张信凯喜欢送外卖，穿行在大街小巷，大风呼呼地刮过，有一种“飞驰”的感觉。外卖骑手大多在夏日戴上护袖防晒，他不喜欢，因为“会束缚自己”。一个夏天下来，他的手臂黑得像块炭。他说，自己感觉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