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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法院判例，都属于“好心办了坏事”，法院会如何判决？法学专家表示，应当在法律中确定好意施惠的行为性质，单独明确好意施惠中引起的侵权纠纷，进而向社会宣示对“好意施惠者”的司法保障。

开私家车免费搭载亲戚时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对方受伤，能否少赔点？同事到家里要梨吃，被掉落的梨子砸伤眼睛，应不应该赔？退休老同事共赴40年之约，一次“牵手”导致骨折，双方闹上法庭，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

近日，长沙中院发布辖区两级法院3起“保护身边雷锋 支持好意施惠”典型案例，通过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引领示范作用，为善意“撑腰”，为义举“打气”，助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良好氛围。法学专家表示，明确向社会宣示对“好意施惠者”的司法保障，鼓励大家“放心”施惠，有助于营造社会良好风气，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好意同乘”可减轻驾驶人赔偿责任

2021年4月，老胡开车搭载亲戚李某在高速公路行驶，与同车道的另一辆小车发生碰撞，造成李某受伤。当地交警部门做出两车驾驶人负同等责任的事故认定，李某不负本次事故责任。

事故造成李某多处骨折，后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花费医疗费7万余元。原本好心免费搭乘的老胡，被李某连同另一车主及双方车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一审认定除双方车险在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外，老胡还应对李某的非医保用药、鉴定费等按50%责任赔偿。

好心办了坏事，能否适当减轻赔偿责任？老胡于次年向长沙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好意同乘”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互助社会关系，应予肯定弘扬。老胡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依法可对其请求减轻赔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长沙中院最终做出判决：酌情减轻老胡20%的赔偿责任，减轻部分的责任由李某自行承担。

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之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本案判决有力支持好意同乘行为，有助于化解社会公众‘帮不帮’的法律和道德担忧，助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良好氛围。”民建长沙市委副主委、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周炳表示。

好意赠予若无过错不担责

长沙中院此次发布的另外两起案例，也同属“好心办了坏事”。

听说老黎家的梨树结果了，曾经的工友刘某约上同伴，想上门讨几个梨吃，缓解一下咳嗽的老毛病。老黎的媳妇黄姐主动拿出竹篙帮二人打梨。打完梨宾主树下聊天时，一颗梨子突然从天而降，砸伤了刘某左眼。

这颗梨造成刘某眼睛出现疼痛、视力下降等症状。后经治疗，遗留中度视力损害，被鉴定为十级伤残。事后，刘某向法院起诉老黎，要求老黎赔偿包括医药费、住院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各项费用13万余元。

审理该案的浏阳法院认为：黄姐打落并赠予刘某自家梨子的行为，系无偿的好意施惠行为。该案中，双方并无法定或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梨掉落引发的危险性有充分认知并加以防范。退一步讲，即使黄姐打梨行为与刘某被梨砸伤有一定关联，但并不存在侵权责任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刘某要求被告对其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既无法律依据，又不利于传承道德风尚，故不予支持。

一次再简单不过的搀扶，也能让两个退休老同事闹上法庭。

70岁出头的老周与年近70岁的符某曾是同事。2019年，两人与原单位的几名老同事相约到海南三亚聚会。期间，符某在一块礁石拍照留念后，请老周帮忙扶她下来。谁知在搀扶过程中，符某骨头“啪”的一声响，后被诊断为左手第5掌骨骨折。

天心法院审理了这起健康权纠纷案。法院认为，老周受符某之请求帮助搀扶她，此行为属于好意施惠，其对于符某受伤并不存在过失或故意，搀扶行为并无不当，不应对符某的受伤结果承担侵权责任，最终驳回符某要求老周赔偿的诉讼请求。

明确对“好意施惠者”的司法保障

“公开好意施惠典型案件裁判，有助于推动‘好意施惠类纠纷’裁判理念和标准的统一，向社会宣示对‘好意施惠者’的司法保障，体现了法院对社会关切问题的回应，有助于鼓励大家‘放心’施惠。”黄周炳表示。

据黄周炳介绍，好意施惠关系，指当事人之间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由当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的关系。这一概念来自国外判例，国内并无这个法律概念。

好意施惠是社会公德提倡的行为，但法律并不完全免除其赔偿义务。若因施惠人在行为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首次对“好意同乘”做出了明确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在“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中，会酌定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而非免除责任。

黄周炳提到福建厦门海沧区法院去年公布的一起案例：施惠人好意驾车载同事下班，途中不慎出事致其同事死亡，施惠人被判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法院考虑到施惠人好意，还是减轻了施惠人对死者家属的赔偿责任。“具体能减轻驾驶人多少责任，法官会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具体案情，行使自由裁量权”。

“现行法律对好意施惠行为产生的侵权赔偿缺乏统一的总则性规定，有可能导致法院在纠纷处理中产生不同的裁判标准。”黄周炳建议，对好意施惠行为性质在法律中予以确定，将好意施惠中引起的侵权纠纷单独明确。他同时提醒，作为施惠者，应充分尽到审慎义务，好事做好才会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