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字典里有三个字：铁孩子。

“铁”有铁路一说，也有钢铁之意。“铁孩子又上来了？上来了哈？！”对我们这帮学生，列车乘务员总是充满善意的自问自答。

卓山中学被砍掉后，按规定，学生要去牙克石的铁路中学就读。两地相隔十八里，车程十二分钟。通勤的铁路职工凭借工作证分流于各沿线岗位，而作为铁路子弟的我们不需买车票。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

早起上学乘坐齐齐哈尔通往海拉尔的车，进站时间是5：05。一个冬日，凌晨4：30，闹钟响过，母亲就喊：“到点了，赶紧的！”我回应母亲一句继续我的梦。“来不及了！”母亲又喊。我懒懒地哼着，打算再赖五分钟。母亲急了，调门高八度，“看看几点了？”那时节，我和母亲的对白基本如此。然后瞥一眼闹钟，扑通跳下炕，三下五除二地装备起来，立时出征。

站台上空无一人，只有信号灯在眨眼，雪花簌簌，伴我在灯影里寂寞地舞蹈。我想像着候车室因学生的鱼贯而入顷刻间沸腾起来的情景；想像着爬到候车室一米宽的窗台上那种居高临下的畅意之感；想像着背单词的、织毛衣的、观景的、唠嗑的和暗送秋波的壮观场面；想像着我对铁路食堂一个酥饼、一碗粥的爽约，心里顿然生出脱离了集体的恐慌。

我决定步行去上学。

我快步跋涉在摄氏零下三十几度的旷野，我度量着铁轨枕木的宽度。我走了很久，很久，可四周依然是墨一样的世界。远处的山谷不见，森林不见，雪花轻轻飘落。不知走了多久，东边一点点红起来了，并且有光带映射空中。眼前的一切，包括道路渐渐清晰，我终于把天给走亮了。我看见树木和灌木丛之上满是厚朵的积雪。

太阳徐徐升起，低头的刹那，很快变得红彤彤的了。一切跟着生动起来了，路轨两侧的屋舍顶端无不例外地呈现出整齐划一的色调。炊烟袅袅，麻雀声声，几声狗吠伴着马车夫的吆喝。

天空涂满了纯净的湛蓝色，空气变得清凛而新鲜，我沿着铁路走，走进了城市，走进了学校，走到同学们中间。衣帽上落满新雪，两只睫毛染上白霜，而唇边的围巾竟夸张地挂起了晶莹的冰凌......

我被树为标兵……

晃荡完初中，又去寄宿的铁路学校读高中。那样的日子里，不知时光为什么如此漫长、幽远和滞钝，我看不到清晰的边界，也从未想过探索时间的奥秘。自由成长的时光里，除了自由和无可妨碍的成长，还需要什么呢？离开学校的时间，日子疯长......

回首往日，似乎除了吃和睡，就是花样翻新的玩耍。眼帘的一切就是全世界，广阔的格局梦里有没有，不曾记得。如此的胸无大志，如此的自在从容，可是，那样的日子永不回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