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 媒体融合看两会

本报记者 曲欣悦

“委员您好，能否对您进行一段视频采访？”

“你们《工人日报》不是纸媒吗，怎么还要录像？”

“我们在做媒体融合，也有视频报道。”

3月3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之前，我和同事来到北京铁道大厦，采访即将参会的政协委员们。当看到我们架起三脚架、递上话筒，接受采访的委员与我发生了如上的对话。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样的对话出现了很多回。

作为一名以视频报道任务为主的上会记者，每天背着单反相机、收音器、三脚架等设备穿梭在代表委员驻地之间是我的工作常态。而到了会上，与我装备相同、任务类似的记者更不在少数。

大会开幕前，我采访了许多委员，他们谈起了过去一年的履职变化。有的说，使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打开手机就能参政议政；有的说，工作节奏越来越快，无调研不提案；有的则点赞全国政协提倡提精品提案的导向……

正如移动履职平台为委员不受时空限制履职创造了条件，视频新闻等呈现在移动端的媒体形式也丰富了我们的两会报道。不管是代表委员还是媒体记者，新变化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履职”更有实效、更有质量。

3月4日 带着“问题”上会

本报记者 北梦原

3月4日傍晚，上海代表团的团组会议散得很晚。见到樊芸代表时，她虽然刚开了3个多小时的会，但依旧显得很精神。

樊芸代表被媒体称为“犀利姐”，一直是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她曾三问财政部转移支付问题，就网约车监管追问交通部，去年她又就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等问题向证监会主席连发四问。

要向这样一位以发问尖锐犀利而闻名的代表提出采访问题，我心中着实有些“心虚”。但采访开始后，我很快发现之前的担心有些多余。“犀利姐”的犀利在于挑战敏感问题，而非言辞。

在接过记者提出的有关科创板的问题后，樊芸代表不假思索，回答问题直来直去，直指当前资本市场要害。在采访结束后，樊芸代表说，今年她会继续向证监会提出建议。

樊芸代表是我上门“堵”的第5位代表，每一位代表都介绍了各自领域的新成绩、新变化，此次参会，他们都带来了自己关注的“新问题”。

3月5日 为同行点赞

本报记者 王伟伟

3月5日，这一天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我要为同行点赞。

每次全国两会开幕的时候，记者们都会提前三四个小时来到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广场等候代表委员入场。按照往常惯例，代表委员一进入广场，记者们就会一窝蜂拥上去团团围住。在接下来数十分钟的时间里，有的代表将在数十名记者的“围堵”下，伴随着七嘴八舌的提问声和此起彼伏的快门声一路“挪”到大会堂台阶下才能脱身。

但今年全国两会上，这样的情况少了。记者在遇到代表委员时，更愿意“停下来，听听说了些啥？”

过去的一年，代表委员们在积极调研走访，上会记者也在努力“充电补课”。等全国两会再次到来时，记者们眼中的“新闻活鱼”也就多了，采访目的性更强了。那种“一窝蜂”式的扎堆采访自然也就少了。

正如一位同行在交流时说的——“有备而来，带着问题上两会，考验的不光是代表委员，也考验着每一个上会记者。”

3月6日 代表的眼泪

本报记者 卢越

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鹿新弟代表脸圆圆的，戴一副眼镜，显得有些憨厚。没想到，在采访他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这位中年东北汉子掉了两次眼泪。

1987年从技校毕业后，鹿新弟进入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公司。当了30几年一线工人，每年参会，他带来的建议都与工人有关。

3月6日，当我问他理解的工匠精神是什么时，鹿新弟有些激动，“我老听人说德国工匠精神、日本工匠精神，其实最好的工匠精神就在中国！鲁班就是建筑领域的‘祖师爷’，还有那赵州桥，多少年屹立不倒。”声音有些哽咽，我抬头一看，两行眼泪从鹿新弟脸上迅速滚了下来。

这两年上会，鹿新弟持续呼吁提高工人待遇，打通工人晋升通道，弘扬和传承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他告诉我，他提这些，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更多的工人呼吁”。

“我只要当全国人大代表，肯定会为工人代言，不管多少年。我也要告诉所有的一线工人，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说到这里，鹿新弟摘下眼镜，再一次抹去眼泪。

结束采访道别时，我怀着尊敬，对鹿新弟代表鞠了一躬。

3月7日 聆听故事 感受脉动

本报记者 余嘉熙

3月7日，一共有12个省份的人大代表团直接面对中外媒体，是两会期间代表团对媒体开放数量最多的一天。

在陕西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陕西省副省长梁桂代表一句“在营商环境上，如果按照苏浙沪的标准，我们只能给自己打70分”，让我忍不住驻足倾听。

毕竟，70分可是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而且这位副省长还是拿着其他省份做比较而打出的分数。而他随后直指陕西营商环境不足的发言更是“辣味十足”。

这一天，同样是吉林、湖南、贵州等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吉林省省长景俊海代表、湖南省省长许达哲代表和贵州省省长谌贻琴代表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营商环境”。话语中，满满的都是对改善营商环境的信心和决心。

如果脚底板足够勤快的话，再多跑几个团组，你会很快发现，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几乎是代表委员们的“必答题”。在当下中国，对于“营商环境”倾注这样的心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的需要、竞争的压力。而从经济规律上来说，人流、物流、资金流，都是流向营商环境的高地而非洼地。

“气清更觉山川近，意远从知宇宙宽。”每一年的全国两会，会上每一天的热词，每个参与者的故事，往往构成了记者独特的两会记忆，透过这些，可以切实感受当代中国的脉动。

3月8日 不一样的履职

本报记者 赵航

3月8日，委员休息日。但委员们并没有真的休息。来自湖南的10名全国政协委员，全身心投入了远程视频协商会议中。

会上的好消息从“云”端传到基层，基层的建议也从“云”端传到北京，“履职变得更高效了。”参与此次会议的委员感到这个休息日过得很充实。

两会期间，京湘两地同步连线，“时间紧，任务重”。在设备紧缺、技术受限的情况下，此次远程协商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让湖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江涌直言意想不到。会议结束后，他长舒了一口气，“湖南省政协又吃了一次‘螃蟹’。”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工人日报两会报道也勇于吃了一次“螃蟹”。本报第一次在融媒体中心云平台指挥作战，很多上会记者更是为融媒体报道贡献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出镜。同时，一场“融媒体大战”也在两会期间打响，两会报道进入“智媒时代”。虚拟主播、5G网络、智能直播眼镜、全景相机……

3月9日 “为了山娃的亮眸子”

本报记者 吴迪

3月9日，北京铁道大厦一层会客区，采访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四川省纤维检验局局长曾蓉委员时，她的一句“为了山娃的亮眸子”深深触动了我。

“大凉山地区彝族群众比较多，受地理、文化等因素限制，很多人生活很贫困。”曾蓉委员告诉我说，她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很震惊”，“刚进到村子，里面的小娃娃们怯生生的，还带着某种对陌生人的敌意。”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小孩子的眼睛本该纯粹、清亮。”曾蓉委员决定，想办法改变当地经济面貌和精神面貌。但她知道，要帮助他们脱贫和接触新事物并不容易。当地很多40岁以上的人不会说普通话，几乎无法沟通。她曾教一位妇女使用缝纫机，打算教会之后让妇女们搞点副业，结果互相听不懂，工作无法推进。

今年，曾蓉委员带来《关于加强民族地区“一村一幼”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建议》。“我希望所有的山娃子，眸子都亮亮的，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将曾蓉委员最后说的这句话，郑重地写在本子上，落款“2019年3月9日，记于两会”。

3月10日 “我也很怀念他”

本报记者 陈俊宇

3月10日凌晨1点20分，我收到一条选题信息，源起是采访许振超代表时谈到2月21日离世的李斌代表。

年近古稀的许振超唏嘘惋惜。他说，那天刚到内蒙古，就收到了李斌因病去世的电话，次日参加一个班组建设会，会前大家集体默哀。

在收到这条选题信息之前，我刚好看到，某微信公号推送的文章，“我很怀念李斌代表”。

这个一直没想好如何操作的选题，在上海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上，花蓓代表起了个头。

早上起来联系代表，无果。我决定直接去驻地“堵人”。等到13点左右，才遇到要采访的代表之一，朱国萍。这位“小巷总理”与李斌相识20多年。在有限的采访时间里，她一直在说的是，“这是位多好的同志啊……他获得了那么多荣誉，还始终在一线岗位……”

后来又敲开花蓓的房门，说明来意，她说，“这是个沉重的话题，咱们下午再聊吧。”随后在小组审议间歇，我们在楼道里交流。她回忆了当天开启话题的缘由，说到了她认识的李斌，也提及李斌一直为技术工人群体鼓与呼。

去年3月全国两会，我第一次上会。我去采访李斌代表，那晚他刚到北京，一直在连轴转，很忙却不说累。

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不忍打扰他的休息，提出结束采访。

告别时，他送到门口。温厚谦和，暗藏力量，是个大好人——这是李斌代表留给我的印象。

感谢这次参加两会报道，让我也可以说一声：“我也很怀念他。”

3月11日 发出职工“最强音”

本报记者 郑莉

3月11日上午，距离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小组讨论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已经有委员陆续就坐，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发言提纲。今天热议的话题是：提高产业工人整体素质，为新时代建功立业。

几个临时增加的座位引人注目——人社部、教育部、工信部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这次讨论会。

“能否允许企业发放的技能等级证书全国通行，让工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凭借这个证书就业？”

“人社部正逐步放开由企业进行技能等级评价，国家予以认可，享受同等待遇。目前，已选定18家中央企业试点，您所在的企业也包含在内。”

“现在企业大量需要技术工人，能否允许基础好的国有企业办职业院校？”

“政策上是支持基础好的国有企业办职业院校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讨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委员们把一个个关系技术工人培养、创新、发展等的问题抛向政府部门。在认真答复中，委员们也看到了政府部门日益开放的姿态和以民生为走向的务实举措。

每年参加全国两会报道，总工会界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要界别，因为这里总能发出职工“最强音”。

一位委员无意间道出了“小心思”：“我们的任期只有5年，有一天不当政协委员了，得问问自己，提出并推动了多少提案落实，帮职工解决了哪些问题？‘履职尽责’要趁早。”

3月12日 通道上的190分钟

本报记者 王群

“这条通道已经有60年了，不是因为有部长走才有‘部长通道’。我们一个最新的感受是，因为有广大记者才有了‘部长通道’。”随着“部长通道”主持人总结发言语毕，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3月12日，共有13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先后走上“部长通道”，采访活动持续了约190分钟。

当天，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一段长约百米、铺着红地毯的通道，再次因多位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出现成为两会最重要的新闻场之一，甚至被一些媒体视为一道“信息长廊”和“金句长廊”。

“我们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定要让农民兄弟姐妹喝上放心水”“减负难减负难，减负再难也要减”……面对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部长们不回避、不推脱，每一句话都体现了改革的决心，一个个关乎民生的“大礼包”，也从“部长通道”传到基层百姓心间。

会中听承诺，会后看落实。毫无疑问，相关承诺的落实效果还会在明年“部长通道”上进行验收，对于部长们来说，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这或许会成为他们接下来兑现承诺、做好实际工作的压力和动力。

3月13日 通道上的农民工话题

本报记者 陈晓燕

“戴秀英委员您好，请问您觉得农民工社保方面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的路径又是怎样的？”

3月13日8点半，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式前，本次大会第三场“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堂开启，9位委员回答记者提问，我有幸代表《工人日报》向戴秀英委员提问。

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农民工仍面临权益易受侵害、社会保障不足、在城市安居乐业难、技能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

现在，通过戴秀英委员之口，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关注到这个2.8亿的农民工群体，了解到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我觉得，这对农民工们来说太重要了。

“委员通道”上出现农民工话题，折射民主新风：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家最高民主政治殿堂上，而且越来越被重视。不管是基层一线代表委员所占比例的增大，还是对他们提案建议的重视程度，乃至在小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请一线代表委员先讲”的风气，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让人由衷地感受到中国越来越开放、自信的风采。

3月15日 逐渐变小的快门声

本报记者 杨登峰

3月15日13时许，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结束后，准备离场。面对记者的追问，总理抬手看了下手表，提示时间已到。就在这个瞬间，快门声又一次达到峰值。

每年全国两会上，此起彼伏的快门声是让摄影记者最惬意的，声响越大，说明新闻人物的肢体动作越丰富，摄影记者越接近自己理想中的好照片。以前的胶片时代，大家拍起来比较吝惜快门，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连拍速度不断提升，新闻现场的快门声也是越来越大。但今年两会，快门的声音似乎变小了。

和前些年相比，快门声的减小已成为一种趋势。一是因为机械快门变成了可以静音的电子快门。二是因为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传统以拍静态照片为主的摄影记者现在已经开始拍摄视频，这样可以将新闻通过不同形式包装，在多个平台进行传播。

以前，在全国两会现场，摄影记者考虑的是站位、角度、时机，能够将现场具有“决定性瞬间”的画面拍摄下来；现在，身处新闻现场的摄影记者需要兼顾“文、图、声、像”的工作，同时要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后方，经过编辑之手对外发布。

未来已来，唯有顺应时代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