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女性占比34.4%，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比31.3%，也就是说，有5300多万女性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很多地方，她们被称为“厂妹”。事实上，女性打工者是许多地方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在深圳博物馆里，有一幅巨大的“厂妹”集体照片。

在工厂周边，打工者云集的城中村里，她们却往往是城中村这个小社会中的沉默者。在随迁家庭中，她们可能面临生育歧视、家庭暴力、两地分居、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在打工场所，她们的待遇往往不及男工，发声力量不如男工，在居住环境里，城中村能为女工提供的文化娱乐、学习交流和卫生服务的场所少之又少，但安全隐患却更多。

《工人日报》记者深入女工社区，记录下这些试图向社会大众讲述自身故事的女工。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实习生 范 伟

戏台上，七名女工披着一抹红布徐徐出台，伴随着舞姿，歌声响起，“一个家庭三个家，一个在深圳，一个在老家，还有一个在他乡。不能陪着你成长，不能伴在你身旁，你在家乡思念我，我在深圳牵挂你……”另一幕，女工朱朱将红布叠作襁褓里的女婴，抱着刚生下的女儿，耳边是家里人的责备：“还是要再生一个啊，没儿子就没后。”

戏剧结尾，一群女工演员们在台上拉起手，边跳边唱《我想》，观众被拉上台加入舞蹈，整个剧场回荡着“我想有个家”的大合唱……

这是“绿色蔷薇”戏剧工作坊的七八个女工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她们说》。该机构戏剧工作坊每年会导一幕女工主演的戏，让每个女工出演自己的真实故事。丁丽是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她认为，女工的故事应该由女工来讲述。

“不想变成一台机器”

丁丽14岁那一年，一日放学后她正在麦场上劳作，妈妈突然告诉她，家里没钱供她念书了。2004年，16岁的丁丽加入了南下打工的浪潮，从老家甘肃甘谷来到广东深圳。

刚到深圳，姐姐告诉她，要查暂住证，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厂牌就留不下来。一周之内，丁丽就进了一家文具厂当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作26天。”丁丽依然记得，工作时身后会有一名管理员在计时，通过计算每分钟可以生产多少产品来规定每人一天的产量。若产量不达标，就要义务加班。“义务加班就是免费干活。”

“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像机器运作般工作。如果能看看书，和朋友们分享会不会不一样呢？”丁丽常常这样想。一年后，她换到一家电子厂工作，因为那有个图书馆。在电子厂，丁丽利用下班时间看遍了自己想看的书，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平凡的世界》和《简爱》，“我觉得那些书给了我很多力量。”

2006年，丁丽加入了公益机构的文学小组写工厂故事。在公益机构她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们都想做点更有价值的事情，不想变成一台机器、一个零件、一颗螺丝钉。”

丁丽发现，在一个男女共处的空间，男性往往善于发言，而女性由于性格内向或话题敏感，往往很少说话。“如果有一个专属于女性的公共空间可以让女性自由开放地讨论自己的问题，情况是否会不一样呢？”随着女工在身心健康、婚姻家庭、工作权益等问题日益突出，丁丽对这个女性空间的念想越来越热切。

2015年，丁丽创办了一家专门服务基层女性和流动儿童的社工机构——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选址在深圳龙岗横岗街道六约社区的一农民房一层。该社区住的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丁丽希望服务中心能给工人一个家的感觉，与工人无距离感。“女工们、孩子们出家门就能看到‘绿色蔷薇’，下了班就能过来。”

与丁丽相似，在成为社会工作者之前，24岁的聂婷也有打工经历。不过，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聂婷进厂打工并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想去工厂体验一番。

“曾在社会服务中心实习过，当听工人讲起打工经历、感受时我的体会并不深，想自己去工厂体验。”聂婷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她曾待过三家外资厂，感受最深的不是工作强度有多大，而是工作重复性高，枯燥乏味。

“在工厂，与工人们谈家庭、聊婚姻、工作待遇等，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聂婷说，以前自己只是从表面了解到在工厂工作辛苦、赚钱少、条件差，但打工经历让她更深刻了解工人这一群体，也能更好地服务他们。

“流水线不停地转动”

月光皎洁，坐在家门前的女工们身影被拉长后印在水泥地上，她们手中利索地摆弄着代加工产品，谈起老家的儿女。这是记者从“绿色蔷薇”出来后在巷子看到的一幕。

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坐落在这样一个居住着众多外来打工者的城中村，是不少女工和流动儿童下班放学后的活动场所。服务中心门面上贴满了女工和孩子们手绘的课程表和活动表，正上方是一条鲜红的横批，写着“女工最牛”，装扮稚气而温馨。走进里面，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大书架，摆满了文学、历史、童话故事等书籍。

全心投入服务女工和外来工子女的丁丽曾在知名舞台上为女工发声。“讲起工人现状、问题时，很多时候就用一个个数字、表格呈现，不具象、刻板。”丁丽认为，社会给女工贴了不少标签，如素质低等，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女工，却是发声最少的。于是，“绿色蔷薇”为女工搭了一个舞台——戏剧工作坊，演一幕讲述女工故事的戏。

舞台上，七名女工将红布拉开，当做生产车间的流水线。围坐在流水线上，女工手中的操作动作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朱朱转身，面向舞台说：“我13岁来到深圳打工，进了一家磁带厂。上夜班的工作真的很累，有时候站着干活都能睡着。”

“17岁，我进了一家塑胶厂，因为机器运转慢，常常和同事偷偷溜出去逛街。”舞台上，朱朱停下手中的活儿，前顾后看，偷偷往外走……

“两边准时坐满了人，叫它走来叫它停，流过成为心爱的礼物，伴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成长，流水线不停地转动……”摊开的红布两侧，女工们低头工作，唱起了属于她们青春的歌。

七位女人在台上演了这场戏——《她们说》，剧本来自她们的真实经历。“戏剧以个人故事为主题切入，我们不需要被别人演，也不需要演别人，自己的故事就是一幕戏。”丁丽说，通过音乐、戏剧等文化形式呈现女工故事，不仅是为了阐释女工这一群体，更是为了让女工学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学会对话沟通。

“除了女工，她们还是一位母亲、一个女人，除了工作，她们还喜欢跳舞、唱歌、摄影，她们也有想法，也需要对话，但却很少听到她们的声音。”丁丽鼓励女工讲出自己的故事、心声，与社会交流互动。“每个人身上都有可学之处，每个人的价值都应该被承认。社会离开了女工和女服务员、也无法运作。”此外，丁丽还希望通过戏剧工作坊，女工们能培养思考能力，通过走出去与他人对话，让自己得到成长。

讲述本身就是疗伤

在“绿色蔷薇”反家暴工作坊，女工们围坐在一起，相互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敢于开口表达的她们，声音很动听，宛如那花开的声音。

聂婷目前负责反家暴工作室项目，她介绍，对女工而言，绿色蔷薇是一个独有的私密空间，提供了开放讨论性和家暴等话题的氛围，在这个大家都赋予信任的地方，女工们相互分享封尘已久的秘密或苦痛，相互支持鼓励，相互给予力量。“讲述本身就是一个疗伤、治愈的过程”。聂婷形容，在活动中让女工的自我意识觉醒，就好像播下种子，让性别平等、反暴力等概念在她们心里慢慢发芽。

女工们的改变让丁丽感到欣慰。刚接触红姐时，丁丽觉得她较“封闭自我”。“夫妻关系不好、家里经济条件差、生了女儿在家中地位不高等种种问题，让她感到自卑，不敢表达自己。”丁丽说，一年多后，红姐自信了，有自我意识了。她可以很自信讲述自己的故事，即使现场发言、面对媒体采访，也敢于表达自己观点。

据了解，“绿色蔷薇”还拥有自己的社会企业，成员由一批大龄、有职业病的失业女工组成，创办初衷是希望让边缘女工重新进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她们通过自主设计的文艺产品，向社会传递着重新就业、得到肯定的心声。

“我愿成为一缕阳光，给大家带来温暖的光明，我希望有一对翅膀，可以飞得更高，我愿永远有一颗善良的心，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走出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里面排练的歌声仍一遍又一遍响起，回荡在一栋栋农民房的巷子里，传到下班回到家的工人心坎里。正如这歌一般，丁丽希望和“绿色蔷薇”一起，继续扎根在这个社区，温暖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