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山温水暖。

从大理巍山发源的红河，由北向南，一路蜿蜒，流经红河州，出境奔赴越南，最后注入太平洋。

这是唯一发源于云南的国际河流。

“红河”作为一个地理性名词，是云南地名中内含和外延最有伸缩性的词汇——

它既是一个县名，也是州名，还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从地理区域来说，更是一片面积广袤达3293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60万勤劳朴实厚道的、以彝族哈尼族为代表的10个世居民族的别称。

无论作为河流，还是作为山脉、土地，抑或斑斓多姿的各族民众，“红河”以她的嫣红和温馨，呈现了鲜丽的色彩和暖心润肺的体温。

而在这些绚烂的色彩和火辣辣的温度中，有一抹“工会暖色”和“工会温情”令人为之销魂。

这一抹“工会暖色”和“工会温情”主要包括：

党政领导20年“一对一”结对帮扶；“五级网络”15年持续纵横发力；各级工会依托政府管理大数据的同时坚持深入职工群众调查研究以实现精准识别——

这就是红河州各级工会在党委领导下，在州总工会领导下，集中力量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成功经验。

和各地许多精彩纷呈的举措相比，红河州总工会的做法，在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同时，又将优良传统工作范式、体制优势的所有有利元素叠加到了为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伟业之中。

2017年3月1日，红河州尚有国家级建档立卡的城市困难职工家庭9918户，涉及困难人口24795人，经过17个月的努力，截至2018年7月31日，这两组数据分别锐减为3576户和9521人。

“全州党政领导从1998年就开始的和困难职工‘一对一’结对帮扶、2003年工会所开始构建的帮扶困难职工‘五级网络’以及全州各级工会创新工作方式的多种形式的精准识别，是17个月工作就使困难职工户数锐减6342户，困难职工人口锐减15274人，占比分别高达64%和61%的3个关键因素。”红河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普菊红说：“这17个月的背后，是全州党政工举全州之力，20年来长期努力积累的结果。”

“一对一”结对帮扶：精准作用于困难职工的“痛点”

关爱困难职工：

红河州党政领导20年“一对一”结对帮扶

泸西县下岗达18年的牟女士很不幸。

“牟女士是红河州泸西县制鞋厂的下岗职工，她从2000年下岗失业以来靠打零工维持生计，2014年7月又离了婚。”泸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平原说，“目前在酒吧打扫卫生，她和她儿子小张靠她每月挣1200元，以及母子俩每月710元的低保过日子，她儿子在读大学，每年的生活费、学费开支很大，她的日子艰难。”

但牟女士又是幸运的。

基于她的特别困难，县总把她家作为州委领导结对帮扶的对象推荐给了州委书记姚国华。

州级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中，姚国华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州级领导。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普菊红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历史也是20年，她现在结对帮扶的困难职工是开远市的施女士。

施女士自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打临时工，无单位，2007年又和丈夫仳离，2013年起在开远市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属临时聘用人员，月收入1600元，她是住廉租房的低保户，家里就她和女儿两人，加上低保金，母女俩全年总收入26400元，月人均收入1100元。

女儿小金，2017年考上云南警官学院在读。

“我前夫也是下岗职工，无能力支付孩子抚养费，女儿由我独自抚养。我属于肢体残疾且患有慢性病甲亢，至今未痊愈，仍需继续吃药和复查，独自供养女儿上大学，平时生活靠打工和低保金维持。”

在此之前，普菊红结对帮扶的是原开远市轻工食品厂职工武师傅一家。

“武师傅夫妻俩在同一企业，2006年6月双双下岗。2013年9月，经过程序，他与我们州总普主席结成帮扶对子，”开远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谷说，“其间，得到了普主席的大力关怀与帮助。2017年6月女儿小武从云南大学毕业，现在一家中学当老师，老武他妻子已正式退休，每月有退休金1130元，他本人在一家饲料厂上班，一家三口现均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家庭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经过普菊红整整4年的结对帮扶，老武日子好过了。

李谷说，2017年9月，“根据他本人提出，希望与普主席解除结对帮扶，把名额让给更需要的困难职工。”

这个过程中，老武在大学读书的女儿曾饱含激情地给普菊红写了一封信，向“尊敬的普阿姨”表达了深切的谢意，同时向她报告了自己在大学的成长历程，令“普阿姨”感喟不已。

类似例子数不胜数。

个旧市下岗困难职工杨师傅，其女儿小杨作为2013年红河州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录取，却因学费难题一筹莫展时，得到了领导结对帮扶，经过三任州长连续5年的接力帮扶，小杨顺利完成了学业，后又考上北大的研究生。

上述例子均为近五六年的，其实，红河州许多各级领导干部做这项工作的动人之处可以追溯到20年前乃至更早。

不少动人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泛黄，比如有一个例子不仅鲜为人知，而且似乎已经滑入了历史的幽深处……

原红河州建筑二公司困难职工沈女士，丈夫因公亡故，她本人农转非顶职进入公司成为职工，当时月薪仅310元，这点钱，她要赡养年迈父母和公婆，还要供一双儿女念书，1997年8月，一双儿女分别考上大、中专院校，高昂的学费几乎把沈女士击倒。

由于一个机缘，时任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来看望她，资助她5000元，立即纾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接着，正好遇到红河州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的契机，当时《红河日报》社的主编曾泽鑫成为联系帮扶沈女士的责任人，“给予学费及物资上的帮助，一直帮助到其儿女完成了学业，都参加工作，生活有了好转。”

如是者不胜枚举。

自1998年由州总工会提出并征得州委、州政府、州人大、州政协四套班子领导同意，红河州就正式而广泛地开启了领导干部和困难职工“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历史。

“精准帮扶”的概念勃兴于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以后，这个概念的要害在于强调了有限资源的高质、高效利用，用一句早已熟悉的民谚说，所谓“精准帮扶”的意思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而对于红河州党委、政府以及工会来说，“精准帮扶”这个概念所赋予的含义，亦即领导干部“一对一”结亲帮扶困难职工，早在距今整20年前的1998年就在全州推行了。

“困难职工”作为帮扶的目标，是一个“变量”，对“他”的预判十分重要，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红河州总就凭工作经验发现，一方面，基于资源的有限性，如何实现“扶真贫、真扶贫”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各级工会通过各级党委、政府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用各种方式、手段组织、调动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困难职工的帮扶工作，无论对于受帮扶的困难职工，还是对于实施帮扶行为的领导干部，均“善”莫大焉。

在此情况下，领导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想法就日益成熟了。

而且，由于是“结亲”形式的进家入户般的“一对一”的帮扶，“精准施策”“精准帮扶”的“精准”问题迎刃而解。

令人惊异的是，红河州党政工实施这个行动在今天全国农村脱贫攻坚、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大背景衬托下，在“精准”的要害问题上，它被证明竟然有20年的“提前量”！

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杜磊说，“早在1998年，基于国企改制，红河州职工困难面日益扩大，而政府和工会资源比今日更为有限的实情，当时的州总领导就想出了全州县级领导分别对困难职工实行‘一（人）对一（户）’结对帮扶的对策，后来报经州委、政府同意，在全州推行这一方案。”

他说，“我认为这个方案的创新亮点有3个，一个是，强调帮扶的精准性，不会出现‘其所帮非其人’的低级错误；再一个是，领导干部只帮扶一户困难职工，而不是多户；第三是，强调帮扶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被帮扶的困难职工不脱困，该领导的帮扶不得脱钩。”

全州领导干部总动员：

人人都要和困难职工结“亲”

“自1998年这项工作启动以来，迄今先后多任州委书记、州长高度重视，带头结对帮扶，州总迄今有三任主席坚持不懈抓落实，推动了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助力困难职工工作的落地见效。”

20年“一对一”的帮扶可谓硕果累累，红河州职工服务中心主任蒋顺法随手从电脑里调出一份资料：

“2017年，我们州厅级以上干部，州级各单位主要领导、县级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共计584人，入户看望结对帮扶户795人次，累计投入资金58.89万元，通过物质和资金帮扶、政策帮扶、技能和项目帮扶、就业帮扶等多种帮扶形式，结对帮扶的529户贫困职工，122户成功解困。”

“其中，仅州级就有36名厅级干部、62个州级部门主要领导‘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每年送去帮扶金及物资共计折合人民币约 27.38万元；县、市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近1000人，采取‘部门一帮多，领导一对一’的方式，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每年送去帮扶金及物资共计折合人民币约35.29万元。”

蒋顺法还捎带提供了各县市不完全的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情况：

个旧：2018年结对帮扶涉及单位20家，其中厅级领导4位，处级领导16位，帮扶困难职工20户。

红河县：据2017年统计结果显示，红河县领导结对帮扶涉及全县16家单位，帮扶领导干部共计39人。

元阳县：2017年领导干部“挂包帮”结对困难职工377名，主要以任实职的70个县级部门副科级以上377名（其中处级35名）领导干部结对“挂包帮”。到2018年领导干部结对“挂包帮”困难职工222名。由县级61个部门任实职的副科级以上222名（其中处级26名）领导干部结对“挂包帮”困难职工。

建水县：目前有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县工业园区、临安镇的31名县级领导，帮扶的困难职工31名。

蒙自市：州级结对帮扶单位有5家，州级结对帮扶领导有3人，市级结对帮扶领导有34人，市级结对帮扶单位有54家。

石屏县：自开展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职工（农民工）以来，州县两级单位（部门）对困难职工共结成帮扶对子37对，其中州级7对，县级30对。结对领导干部中，副厅级领导2人，县处级（含副县级）35人，涉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部分州级行政部门共6个单位。

弥勒市：2018年初，弥勒市共有38名各级领导干部结对帮扶生活困难职工户，其中厅级领导结对帮扶户2户，州级部门结对帮扶户5户，市级领导结对帮扶户31户。

屏边县：35名处级干部结对35户困难职工，涉及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局、检察院、发源、人武部12家单位。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数据并不是全州所有各级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的全貌。

对于红河州早在20年前就已然形成并相当完善的领导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行为，作为从基层一步一步踏实稳健走到州政协、州人大领导岗位的工会主席，普菊红的体会比一般人深刻得多，她觉得，“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这句话中的那个“结对”的“对”字应当改为“亲”字，“应该是‘一对一结亲帮扶’，领导干部和困难职工如果彼此不当作亲人，谁有内生动力能做到这个程度？领导干部不把困难职工当自己的亲人，仅仅靠行政命令能做这么好？能一做就是20年？”

面对普菊红的这一串反问，没人能否定。

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在评价古人“红杏枝头春意闹”这7字佳句时说，作者“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同理，由结“对”而结“亲”，一字之差，一字之易，红河州党政工各级领导干部的人品“境界”于斯炳焕。

“结亲帮扶”的制度设计：

自然而有机地密切干群关系

20年“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过程相对算漫长，此过程中，这项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它在不停地深度化、升华化、广泛化、实在化。

比如，从一开始的“输血”性帮扶，逐渐发展为“造血”性帮扶就是基于上述“深度化、升华化、广泛化、实在化”的一个成功转变。

“我觉得，从一开始，从全总开始的上级工会把工会对困难职工的救助定义为‘帮扶’非常好，”普菊红对“帮扶”的概念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按我的理解，‘帮扶’两个字很生动形象，工会组织作为客体，对作为主体的困难职工只能是‘帮忙’式的援助和‘搀扶’式的扶助，就像他脚崴了搀着他走一段一样，最终还得靠困难职工自己‘走’，而且在他‘艰于行走’的过程中，也主要靠他内生动力驱使之下的自主努力。”

“所以，我们根据自己贫困结对户情况，各级领导认真地分析研究，在引导和推进帮扶工作深化的同时，逐步推行了4个‘转变’：重点实现由生活帮向就业帮转变；从‘输血’帮向‘造血’帮扶转变；从建立短效机制向长效机制转变；从治标向治本转变。”

“领导结对帮扶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得天独厚的资源，可以充分整合利用到对困难职工的帮扶中，”普菊红如此梳理“输血”与“造血”思路的演进过程，“从帮扶对象所面临的最困难、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入手，要主动协助帮扶对象与相关部门联系，向他们提供就业、就学、就医等优惠政策的信息，帮助他们理清脱贫思路，并通过‘六送’，即送观念、送政策、送技能、送信息、送岗位、送资金，切实为帮扶对象解决实际困难。”

这“六送”里有一个“梗”需要指出——“送资金”反而是最末的一项，这就是红河州党政工领导的对送“渔”（捕鱼、养鱼的技能）与送“鱼”（一食即尽的现成品）的制度安排妙着。

当然，红河州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还有含义更加深刻，意义和价值更大的另一面。

据州总工会分管援助中心的副主席杨春锡介绍，按照红河州关于领导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硬性要求，“厅级领导、州级单位主要领导联系帮扶困难职工不少于1人；厅级领导、州级单位主要领导每年至少两次上门与挂钩帮扶困难职工见面，了解掌握情况，并根据每户实际困难，制订出具体帮扶计划，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每年3月和11月向州领导干部联系职工生活困难户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红河州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情况统计表》；结对单位主要领导岗位发生变动时，由新任领导或以单位名义继续实施帮扶，直至帮扶职工解困脱贫；州领导干部联系职工生活困难户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帮扶情况进行收集整理后，及时上报州委分管领导。”

杨春锡认为，不仅如此，为了确保上述硬规可操作、可追溯、可问责、可考核，红河州还有如下细腻缜密的要求：

“各级各部门结对帮扶领导干部亲自上门走访挂钩联系的困难职工，面对面了解困难职工遇到的难题和诉求，再加上电话询问、微信交流等方式，做到‘三访’：定期走访、节日必访、特殊情况及时访；

心贴心地与帮扶对象进行沟通联系，深入了解掌握‘亲戚们’的实际需求，达到‘四清’：家庭成员清、困难程度清、思想状况清、帮扶措施清。

结合自身资源力量，对困难职工生病住院、遭遇灾难、子女入学、工资欠薪、劳动关系纠纷等情况及时提供帮助，实打实地帮助困难职工解决难事、实事，使困难职工需求与领导干部帮扶施策形成‘无缝对接’。”

这些规定之下，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就不是来自上级的硬性要求，而是题中应有之义。

“结对帮扶本身就是一个困难职工和领导干部双向交流的过程，不仅让困难职工有机会直面领导表达诉求，更深切地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更加直接地了解我们的干部，也使领导干部亲身感受到了困难职工的难处和痛点，密切了干群联系。” 杜磊说，“目前，全州构建起了以‘五级网络’为依托，以困难职工需求为导向，以结对帮扶为手段，‘线上’‘线下’相统一、互为补充的困难职工帮扶网，推动‘结对认亲’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使9918户困难职工家庭，都有单位部门帮、都有‘亲戚’可认。”

在此情况下，红河州的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经济”视角的工作，而必须把它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恢复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以及“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政治”角度来审视。

换句话说，红河州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的举措，表现形式为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似乎是一个“经济”行为，而究其实质，它是一个十分典范的“政治”行为。

它的深刻度在于，早在20年前，红河州党政工领导就通过帮扶困难职工的制度设计，自然而有机地把密切干部队伍与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顺其自然中，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

这，何尝又不是前述“精准”提前量之外的再一个“提前量”呢？

“五级网络”：在党政和困难职工之间织一张互动的交流网

“爱的使者”：

困难职工援助“五级网络”的漂亮身世

2002年11月28日，“红河州困难职工援助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这件事，对全州各级工会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后来的“五级援助网络”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中心”成立投入工作后，州总领导慢慢发现，全州数以万计的困难职工分布在329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当时的州县两级加上企业的工会干部充其量二三百人，就算别的工会工作都搁下专门来干这个活计，也无法应对！

怎么办？

州总领导从1994年正式在华夏大地开始铺开的互联网中获得启发：

何不构建一张覆盖全州的网络，充分利用网络的互通性、敏感性、立体性、触发性等特点来为困难职工服务。

“当时考虑因素主要是，困难职工分布全州各地，而工会人少，救助、帮扶山高水低很艰难，职工如果到州府或者县城，出行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若有一张网络，可就地帮扶，方便职工，这是基于红河州的实际考虑的。”杜磊说，“慢慢的，我们还发现，这个网络可以有效消解困难职工的群体集聚，同时把他们的诉求和其他信息及时传输到相关党政部门，此外，通过这个网络还可以把上级的各种涉及职工的政策信息、文件精神传导给困难职工，这种互通性有效打通下情难以上达、上策难以下传的信息沟通障碍。”

于是，在总结、提炼、升华开远市总工会“四级网络”的基础上，2004年，红河州总工会正式发文要求在全州建立帮扶困难职工的“五级网络”。

必须说明的是，在2004年，萌芽于互联网思维，并且以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为鹄的，构建遍布全域（州）的困难职工帮扶“五级网络”体系，红河州总工会在全国依然是第一家！

借助“五级网络”，各级援助机构之间建立了高速的信息传递渠道和特殊情况预警预报机制，把困难职工帮扶的职能延伸到全州每个角落，使全州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困难职工能够得到及时援助，用州总调研员卢春光的话说，这种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困难职工所在点位的做法，使得工会具有了极高的能见度，“职工一抬头就能见到工会”。

到2006年，“五级网络”的建设在州总的推动之下，上升为“州级工程”。

是岁，州委、州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红河州困难职工援助五级网络工作的通知》，州总向全州各级援助机构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红办发〔2007〕27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并由州援助中心派员深入13个县（市）以及乡镇、社区、企业，对各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就工作规范、管理规范进行现场培训。

“五级网络”实施5年后，为进一步规范全州各级机构建设，2008年，州总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五级援助网络建设的意见》，对各级援助机构的人员、办公室场地、办公设备的建设明确了具体的量化，对接待厅的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工作流程、装饰风格、颜色、硬件配备目录均作了统一的要求。

显然，这是借鉴了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logo化的网络思维，顺应社会发展主流，同时时尚新潮。

此外，《意见》还要求采取州级补助、县（市）配套的办法解决建设的资金问题，各级援助站、援助分站、援助点办公条件进一步改善，制度建设、工作人员待遇得到进一步落实。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以“五级网络”为标志的红河州的困难职工援助工作基本达到了“二有三统一”的格局，即：有编制——州中心和大部分县市分中心有专职事业编制指标，部分援助中心批为独立事业单位；有经费——州中心和县市分中心有当地政府拨付的相对固定的送温暖经费；统一工作规范——红河州各级援助机构有统一的工作内容；统一管理规范——红河州各级援助机构有统一的管理规范；统一建设标准——红河州各级援助机构窗口和办公区域建设有统一的标准。

得力于州委、政府和州总的高度重视，“五级网络”的成长极为迅速，功能作用日益强大。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建立当年，全州“五级网络”就直接帮扶救助困难职工20248人次，安置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775人，免费为1877名下岗职工进行了技术技能培训，为239名考取大中专的困难职工子女提供30.29万元的就学援助，为下岗失业职工发放小额信贷50.8万元，共接待信访557人次，为412人次提供了法律咨询。

到2005年11月，红河州困难职工帮扶“五级网络”完全建成，全州共建州级困难职工援助中心1个，县市援助中心13个，乡镇援助站98个，社区援助分站90个，基层（企业）援助点434个。

到2010年，全州困难职工援助五级网络建立州援助中心1个，有专职人员5人，县市援助分中心13个，基层援助站176个，分站114个，援助点418个，管理人员867人，建立困难职工档案13541户，家庭人口35421人。

随着形势发展，随着“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变身“职工服务中心”“五级网络”中心、站、点，近年来陆续变身为“服务”打头的中心、站、点。

蒋顺法说，迄今，全州有州级职工服务中心、县市级职工服务中心、乡镇级职工服务工作站、社区职工服务分站、企业职工服务点“五级网络”531个站、点。

开远市所属的红旗印刷厂成立于1956年，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现任厂长为邓明珍，工厂现有职工10人，但退休老职工就有28人，全厂有12台设备，产品主要是承印当地一些企业表格之类小散件。

“印刷”这个行当正式的成熟并产业化，肇始于1450年德国古登堡用金属活字印出极为精美书籍的时代，这是一个迄今已有约600年历史的古老行业，在互联网打印机时代，这个“文物级”的产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业态转型挑战，特大和大型的印刷企业尚且忧心忡忡，邓明珍所管理的这个微型印刷厂的生存更为艰难。

红河州“五级网络”最末一级的“援助点”就建立在困难职工所在的企业，因此，这个厂的情况被它所在的“五级网络”最末端的援助点发现了。

援助点把印刷厂的情况报告到援助站，援助站又反映到分中心，分中心再报到州级的援助中心，援助中心的背景是州总工会，再往上就是州委、州政府。

胪列这个路径的向上延伸性是想说明，从“五级网络”的神经末梢直达神经中枢系统，其实就三级，而且一路绿灯，断无遮拦之虞！

过程不再缕述，且说结果——

2012年底，时任州长杨福生来到这个小厂慰问视察，逮住了机会，邓明珍向杨州长倾诉了苦衷，并表达了诉求，说她这个小厂最大的困难是缺资金更新设备，没有新设备，不能承接更多的活计，工厂就得垮了。

州政府研究后，决定给这个厂55万元，邓明珍用这个钱买了5台设备，其中有双色印刷机、四开单色印刷机、磨刀机双头订书机等，工厂瞬间被救活了。

“杨州长要不来救我们，‘红旗’就倒了，他来了，这面‘红旗’现在还在飘！”

邓明珍说得很形象。

但邓明珍或许未必知道，她的工厂所以活下来，“恩公”有州委、州政府、州市总工会等好几位，其中无法否认是，在印刷厂和州政府之间，信息传输的介质就是工会系统的“五级网络”，是这根“神经”及时迅速完整地把她的“痛感”传导到州政府。

因此，如果说州政府是红旗印刷厂的“救命大恩人”，那么，州市工会的困难职工援助的“五级网络”就是一位“爱的使者”。

有一首旋律优美的歌就叫《爱的使者》，其词云：“撒一把爱的种子在大地，让爱的花朵开放在四季……”

有了这位风姿绰约的“使者”，党委、政府的“爱”就不会不来，甚至也不会“为何姗姗其来迟”！

作为“创新”：

“五级网络”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地方改变世界”

“创新”“图新”“革新”历来是中国人主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智慧选项，千百年来的古人对此可谓“往哲是与，先典攸高”——早在距今3500年前的商汤时代，先民就提出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能实现一天新，就要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以适应客观形势变化的合乎规律性的发展观。

在红河州，说到“创新”，不能不说“五级网络”，而说到“五级网络”，就不能不好好说道说道开远市总工会——

一定程度上，“五级网络”的诞生，开远工会人不仅贡献了“五级网络”其中的“四级”，而且展示了工会人的政治敏感和目光超前的优良业务素质。

准确地说，红河州困难职工帮扶的“五级网络”作为金牌工作，是在开远开花，在全州结果，垂范云南，驰誉于全国。

20多年前，国企改革，开远作为工业城市，波及尤大，影响至深。

开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后应斌介绍说，开远是一个聚集能源、化工、建材的工商业城市，当时人口接近30万人，到2003年底建立“开远市困难职工援助中心”时，有职工42218人，困难企业56家，共有困难职工251户，“困难职工群体在当时成为了开远的城市贫困群体主体，工会的工作压力很大。”

2003年5月，市总开始筹建“开远市困难职工援助中心”，同年11月20日，市总与市政府的联席会议召开，专题就建立“开远市困难职工援助中心”进行协商，成果斐然，市政府拨了3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同年12月26日，“开远市困难职工援助中心”呱呱坠地。

几乎同时，市总就启动探索“四级网络”的建设。

2004年3月31日，困难职工援助的“中心→站→分站→点”正式面世，这一天，从“破题”意义上说，意味着红河州今天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困难职工帮扶“五级网络”诞生了。

“当时，一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了，困难职工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900多人，目前在全总数据库里，还有489人，我们自己的二级数据库里有30多人，全部还有520多人。”开远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谷说，“2003年12月，我们就成立了市的困难职工援助中心，就开始建困难职工援助的四级网络，也就是市里成立困难职工援助中心，在各乡、办事处工会建立‘困难职工援助站’，在社区建”困难职工援助分站“，在困难职工所属的各企事业单位建立‘困难职工援助点’，形成州、市、乡（办事处）、社区、企业四级联动网络。”

“当时开远建立这几级困难职工援助机构，且一直延伸到困难职工所沉淀的企业，目的有3个。”开远市总工会副主席常艳春说，“一个是力争把救助困难职工的覆盖面扩大到全市每个角落，再一个是全市每一位需要救助的困难职工能够及时获得救助，第三是使一些矛盾经过及时的沟通、协调、说服、救助而化解在基层，不要把矛盾上解，有效化解情绪人群集聚。”

开远市总的“四级网络”最先在全市的8个乡（办事处）、19个社区、36家企业和行业工会分别建立了援助站、援助分站、援助点，网络布局完成后，效果立即彰显，常艳春所说的3个功能有机同步发挥作用。

“困难职工的症结就是有困难，一旦困难缓解，或者消除了，他就没情绪了。”开远市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雨青说，“其实，有了前两个功能，第三个化解职工情绪，稳定社会的功能自然就来了。”

开远的成功，为州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当时州总领导感到，开远的做法可以在全州推广，于是迅疾将开远样本升华为红河州的模式，在全州范围内构建了对困难职工援助的网络。

杜磊介绍，“只不过，正是考虑到网络的互通性、连贯性，州总领导以为必须要对全州的这项工作有一个统筹和指导，尤其是考虑到要请求州委、政府调动有形、无形的各种资源服务于困难职工帮扶的许多具体问题的便利，于是决定将四级网络在州总这个层级再增加一级‘中心’，提升为五级网络。”

“‘五级网络’由州级困难职工援助中心→县市分中心→乡镇援助站→社区分站→企业（单位）援助点等五级构成。”杜磊说，“它的特色在于，它是双向互动：一方面是从州上开始逐级联动，直至最末端的援助点，直接作用于困难职工身上；一方面则是，它从援助点开始，逐级将困难职工的‘痛点’反馈到州上，在方便困难职工的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及时精确地了解掌握困难职工的各种情况。”

“换句话说，这个网络既承载了对困难职工物质方面帮扶的‘物流’，也承载了各级工会及时了解困难职工情况的‘信息流’，而到了对困难职工整体攻坚解困脱困的今天，这个网络又发挥了它作为精准把握困难职工痛感的神经末端的作用，使我们能够精准识别、精准施策。”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工会从已届二八年华的“五级网络”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上感到，这个网络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大，“它的潜力极大，不仅可以服务于困难职工帮扶，还可以服务于工会工作的其他方面”。

“比如，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好转，我们工作力度的加强，在册在档的困难职工将会很快消失，‘五级网络’的帮扶功能可能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然而下一步我们要普惠服务职工，‘五级网络’可以变为服务功能，继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把服务职工这个大课题做透、做好。”杜磊说。

杜磊在这里表达了一种相当有时代脉动的节律——

互联网的一个基本思维是：网络就是一种载体，就是一个工具，它的工具理性特征决定了它和内容关联度不紧密，“怎样运载”比“运载什么”更重要。

“一座具备了动力、制动、转向、行驶，并且可操控的移动平台，变成货车用于载物，还是变成大巴用于载客，取决于你的用途，与这个平台所具有的基本设计没有关系。”

杜磊的比喻通俗易懂。

“创新”的概念在今天，用北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的观点， 无非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改变世界”。

相对于全州数以十万计的职工大军，红河州工会人确是“极少数的人”，但正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在帮扶和服务职工这个“小地方”一定程度上用自己的工作创新在为周其仁先生的观点作了一次背书。

采集信息的多元机制：“大数据”与“调查”相结合的工会“精准观”

熔“传统”与“现代”于一炉：

“入户调查”与“互联网大数据”筛查并重

帮扶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必须“解真困”，寻求困难职工真实困难信息是工会帮扶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环一旦失误，则一切工作将付诸东流。

因此红河州各级工会至少在五六年前就开始结合工作实践想辙。

比如，在进家入户实地调查之际，各县市总工会纷纷通过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数据共享的渠道，从另一个角度来核实困难职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各种情况，就是一个高招。

“还在2016年6月，由县总工会牵头组建了3个困难职工入户调查工作组，按照‘全面走访、听取诉求、了解情况、排扰解难’的要求，以‘入户、访谈、记录、拍照’等方式，对全县412名困难职工家庭进行走访入户调查。” 元阳县职工服务中心主任施玉昌介绍说，“目的在于精准，我们通过这个举措，全面掌握了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脱困能力、子女供养、身体状况、住房条件及职工在克服自身困难中具体措施行动等基础信息。”

施玉昌说，同样是为了精准，他们还组织公安、教育、民政、财政、人社、国土、住建、卫计、市场监管、残联10个行业部门，对解困脱困挂包责任人入户采集、分类统计的信息数据进行筛查、比对，形成完整、准确、真实的比对信息数据资料，为精准施策和解困脱困提供决策。

个旧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旭说，个旧市与人社、民政、公安、国土、住建、教育、残联等部门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优势，共享困难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信息，有效核实困难职工受帮扶情况，准确评估困难职工生活状况，为帮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这里列举的是个旧和元阳，其实红河州的13个县市，在困难职工信息的精准识别方面，都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长期的工作实践已经告诉他们，任何事物都有不足，对任何工作方法的采行畸轻畸重，都是不可取的。

基于资源的短缺性和工作时间的须臾性，困难职工解脱困工作的要害在于，必须精确识别谁是真正的“困难职工”。

但在社会发展呈多元化的今天，尤其是职工逐渐由“单位人”变身“社会人”，加上住房、车辆、职业以及各种收入的获得渠道的多元化，仅靠“眼观耳听口问”这种传统方法，局限性很大，甚至凭人的这些感觉器官所得到的信息很可能失真。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情况却又是，仅凭政府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而缺乏工会干部脚踏实地的“眼观耳听口问”功夫，也要出问题，因为这些数据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困难职工的实情千差万别，同时这些困难情况又是一个“多动性”很强的变量。

尤其是，管理部门的数据也只反映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并非全部；只是反映一个时间段的局部情况，未必是全时段的整体情况。

因此，红河州各级工会的工作经验是，政府管理部门的现代化“大数据”与工会干部深入扎实的实地调查了解走访，两者应当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不偏废。

否则，最后都可能造成前述杜磊所说的“其所帮非其人”的尴尬，亦即该帮的没帮，不该帮的却帮了，“若是这样，不仅浪费了宝贵资源，而且有失公平、公正，损害党委、政府、工会在职工心目中的形象”。

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泸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平原所讲述的一个故事为之做了注脚——

“有个职工反映住房很困难，我们派人去实地调查，一看他那房子还真是摇摇欲坠，‘危房’极了，一问周围的邻居，人家也说这房就是他的，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住房，后来我们通过住建部门的数据筛查，发现他用其他家人的名字还拥有一套很不错的住房，不符合困难职工的条件。”

但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也只是一个角度，还需要工会干部实地踏勘调查。

对此，个旧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旭提供了另一个类型的鲜活故事——

“个旧市有位单亲父亲，带着一个读高中的女儿过活，他自己的企业一年中有半年不开工，收入微薄，交警车管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他名下有一辆小汽车，看上去似乎不属于困难职工，我们的工会干部通过到他家实地察看，到他企业多方了解，得知这是他买的二手老旧车，用于企业停产那半年倒些蔬菜挣点小钱过日子，这车等于是他维持生计的生产资料，虽然他不能进入全总的困难职工数据库，由于全年的收入十分微薄，我们还是把他纳入了个旧市总的困难职工二级档案数据库，依照相应规定对他给予适当的帮扶。”

这个故事的“剧情”出现了反转，但它所揭示的是，仅凭管理的数据，在今天的多元社会结构中，信号也会失真。

“红河经验”波光潋滟：

“你成为风景，你成为传奇”

7月21日，杨春锡在泸西县总工会听到了一件令她嘘唏不已的事：

“县总负责劳模工作的刘伍拾主任告诉我，一位35年前就被评为省劳模的老农民兼农科员，得肠癌24年，做过两次手术，因为长期治病，成了困难劳模，我们县总就按有关规定，给予他一些困难劳模帮扶，结果有一天，他自己到县总提出，他认为他不困难了，要求工会取消对他的帮扶。”

跑到工会逆向反映，要求组织取消自己的待遇，这件事，从令人惊讶的角度看，可以说是“骇人听闻”！

工作这么些年，担任过州妇联、州总领导也已多年，杨春锡从未遇到主动要求取消自己待遇的人。

这位老劳模名叫赵洪能。

老人今年79岁，在泸西是个农业科技方面颇有名气的大能人，过去几十年，他一直扎根农村，改良玉米、水稻种子，选育杂交出高产量的灯盏花，还叩石垦壤，打造了两座至今犹在使用的石拱桥，因为这些业绩，1983年他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

7月26日下午，在老人的小院子里，我们见到了笑容可掬的赵洪能。

他说，请求取消困难劳模补助的事是2014年，“当时感到自己病好了，不需要组织再帮助了，所以到县总要求刘伍拾主任不要再给我发困难补助。”

“但是，2016年肿瘤复发，又做了一次手术，手术后又长瘤子，现在肚子里有8个，可以摸到的瘤子有6个，没法做手术了，只能等死，我就希望老天爷再给我活三年，让我把野生牛卵坨果驯化了，这项工作还需要三年的时间。”

牛卵坨果是木通科的一种藤本野果，有食用、药用、保健、工业应用价值，泸西的气候、海拔、日照、土壤适合这种野果的成长，老人想把它驯化过来，为当地人产生经济收益。

因为腹内有肿瘤，老人不能系皮带，所以就穿了一条背带裤，说话的时候，一只手总是下意识地搁在下腹部，似乎想遮什么。

“我的墓已修好，棺材、寿衣都备好了，墓碑也凿好了，寿衣我试穿过，合身，我没有恐惧感，我想得通，现在就差一张遗像没照，你们哪天来帮我拍一张？”老人笑眯眯地看着县总工会搞摄影的小伙子马锦纶。

提着相机的小马赶紧走到老人身边，“老爷子，那叫标准像，不是遗像，我会尽快来给您拍的。”

老人咧嘴乐了。

尊重老人的请求，2014年，县总停发了他的困难劳模补助，但到了2016年老人再次做手术，而且出院以后每天都要服药控制病情，开销很大，县总再度恢复对老人的帮扶。

这个故事有两个维度引人注目：一个是老人感人至深的道德境界，一个是州县工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社会的多元，意味着社会的复杂，政府管理部门所登记的各项数据，是一个变量，不可能丝毫不走样地反映职工的具体情况，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进家入户察言观色的调查研究。”红河州职工援助中心主任蒋顺法坦承，“就困难职工主观上看，由于有他自己的利益打算，他向我们申报的情况未必属实，即便我们派人实地察看，也未必就是真实的情形，那么通过有关部门的大数据，可以提供一些准确的数据供我们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红河州总把充分发挥“五级网络”的作用以及入户调查的传统方式，与利用政府管理部门的互联网大数据有机统一并结合起来，积极创新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既现代又传统、传统与现代有机交融的“识别”方式。

“各级工会积极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如交警、住建、社保、教育、卫计、残联等这些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建立了通畅的工作沟通机制，这些管理部门所提供的信息，数据翔实，事实充分，对有效、精准识别困难职工的工作中作用很大，比如，有的职工看上去很困难，经过这些管理部门的数据一核查，情况可能不属实。”杨春锡说，“但仅靠这种方式也有短板，传统的深入职工家庭，访贫问苦，实地调查了解也很重要，这种方式又可以弥补仅靠大数据的不足。”

红河州帮扶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路径引起了上级工会的关注，被提升为帮扶困难职工的“红河经验”。

云南省总工会自6月开始，用了两个月在省内外就工会工作进行“大调研”，最终形成总结性报告，在言及“精准”的关键词时，提到了红河工会的做法：

“要加大对‘红河经验’‘祥云样本’的学习宣传力度，在提高‘精准’上下功夫，做到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同时，省总大调研还采掘到了一块“他山之石”：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与自治区民政厅签署了《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合作协议书》……以民政厅核对中心信息系统向自治区总工会提供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服务，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包含法院、公安、人社、工商、国税、地税、农机、渔政、保险、银监、人行、通信以及房产等部门的信息数据，通过民政厅的信息平台实现了多部门数据的实时共享。同时自治区总工会向民政厅提供工会的帮扶救助信息，极大地提高了困难职工识别建档的精准化程度。”

可以肯定地说，红河州任何一级工会没有到广西考察学习过，而彼此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识别之方式高度近似，用《易·系辞》的话说，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抑或“英雄所见略同”！

但红河州的特色是，与政府管理部门数据共享的同时，传统的优良作风并没有忘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在红河工会人身上依然光芒四射、熠熠生辉！

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曾就“何为教育”下定义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于斯而言，“教育”已然不是一般意义的授业解惑传道了，而是“灵魂”之间的对话与撞击。

工会与职工的关系，尤其是和困难职工的关系，颇为丰富，其中之一就是对他们的“教育”，红河州各级工会通过“困难帮扶”这个特殊渠道所从事的“教育”，唤醒了一个个曾经低到尘埃里的灵魂。

“唤醒”的过程中，以州总为代表的各级工会以——

“树”的伟岸、“云”的绚烂、“灵魂”的高贵，和另外“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促膝交流、激励帮助，使他们振作起来，变成大写的人。

话到此处，著名女诗人舒婷的这几句诗可以被认作是对红河工会人的深情礼赞——

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

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

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

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

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