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民族危亡之际，文天祥欲扶大厦于将倾。他时常陷入死地，好像在劫难逃，却又时常脱离虎口，又好像有上天的垂佑，虽然备尝艰辛，但百死不悔，坚持最后的抵抗，直至被俘，宁死不屈。从南国的海角，远押至北地的燕京监狱。但楚囚南冠，一片磁石之心，始终指向南方，那是故国河山所在的地方。数年持续不断的威逼利诱，文天祥没有丝毫的屈服，只是静养浩然之气，独自吟诵老杜顿挫之诗，最终杀身以成仁。百代而下，我们犹想见其人。《尚书》云：“诗言志。”其人虽不可见，幸好其诗其文还有留存。

《文天祥诗集校笺》十四卷，集杜诗一卷，词一卷，辑佚一卷，序跋资料二卷，刘文源教授校笺。文天祥有《文山集》，是为诗文合集本，然诗集单行者罕见。今刘文源教授搜罗文天祥诗词与集杜诗，详加校笺，并尽量推定诗歌创作的年代，表出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对我们了解文天祥的诗歌很有帮助。

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时年二十一岁，殿试中被宋理宗亲擢为状元，可谓年少得志。然而此时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二十年后，在蒙古铁骑持续践踏下，南宋终至不可收拾之局。

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山河破碎”的日子，激发了文天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宁死不屈的气节，并将此热情和气节化作诗歌，成就了一代绝响。

文天祥的诗歌可以整体上划分为前后两期，其分界线即1276年元兵大举入侵南宋之际。钱锺书《宋诗选注》称文天祥前期诗歌“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后期诗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

对于这种前后落差之巨大，倘若考虑到当时的天崩地裂以及诗人生活之巨变，我们也不必感到吃惊。早年的文天祥潜心读圣贤书，其知识多从故纸堆中来，接触的社会面非常狭窄。而其成名很早，又有状元的名衔加持，总有一些帮闲之流不免聚集在文天祥的光环周围。如果尽行剔除这些早年的“草率平庸”之作，一上来就是那些“极沉痛的好作品”，虽然文天祥作为诗人会显得很完美，但却不是完整的，也让人感觉不真实。

刘文源先生对文天祥早年这些所谓“草率平庸”之作，亦详加校笺，尽量推断创作的大致年代，并注明诗作中所涉及的人物、典故以及一些容易忽略或不易索解的语词。另外文天祥早年的诗歌，也并非像钱锺书所说的“全部都草率平庸”，也有很好的诗歌，如《贫女吟四首》等。

当然，文天祥后期的诗歌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内容的深广方面，都要超过其前期诗歌的成就。这种诗歌创作上的突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还是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比如其代表作之一《过零丁洋》，就是写于帝昺祥兴二年（1279）正月，当时被俘，敌将张弘范逼迫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不肯背叛宋廷，写下《过零丁洋》一诗给张世杰，以表明自己为国殉节的决心：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浓缩了诗人一生的遭遇与南宋王朝的衰亡，是诗人用生命书就的诗歌，无论是修辞手法，还是情感内容，都堪称千古绝唱。首联写出了诗人科举进入仕途的辛苦人生，却遭遇了战火不断的时代悲剧。颔联与颈联，对仗工整而巧妙，且又切合所处之逆境，写出了诗人九死一生、宁死不屈的人生经历。

文天祥后期诗歌成就如此之高，另一原因是他善于学习杜诗。尤其是被囚禁在燕京的时候，杜诗更是文天祥的精神寄托所在，撰写集杜诗二百首。这显然与文天祥的后期身世遭遇密切相关，他与饱经安史之乱而流离失所的诗人杜甫跨越时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实，何止是杜诗，举凡传统的优秀精神资源和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人格，都一一化作诗人强大的精神动力，驱使诗人写下感人至深的壮丽诗篇。比如文天祥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开篇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像这样气势磅礴的诗歌，不是纸上功夫所能得来的，其艺术成就与思想意蕴，远远超出了文字本身所呈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