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汖村，位于山西盂县，距今已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

按照村里人的解释，山水为汖，乃山清水秀之地。整个村子的50余座小院建在一整块山体上，房舍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鳞次栉比。因为奇特的建筑样式，大汖村被称为“深山里的布达拉宫”。

然而，当王晓岩2016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见的却是一副萧条破败的景象——光秃的树枝、坍塌的房屋、毁弃的墙垣，“这倒一块，那倒一块，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的房屋都有问题”。

“那种感受，就好像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宝贝摔碎了。”王晓岩满脸的心疼与不舍。

王晓岩是天津大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委员会委员，为了记录即将消失的古村落，为后世存下“家底儿”，从那时起，他已先后5次来到这个村子进行蹲点调研，拍摄了上千张照片。

在王晓岩看来，大汖村是全国传统村落现状的一个缩影：2000年，全国有约360万个自然村，到了2010年，由于大量并村和城镇化，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90多万个自然村消失了。

“村子每一天都在减少。”为了赶在古村落消失之前，王晓岩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加快记录和保护的步伐。

与时间赛跑，可人手太有限了

带王晓岩走上村落保护道路的，是著名文化学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

从过去的旧城保护到近年的传统村落，这些年来，冯骥才一直在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奔走呼吁。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 2013年6月，天津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冯骥才担任中心主任。除了冯骥才和王晓岩外，中心的成员还包括副主任蒲娇、青年教师唐娜以及在读的硕博士研究生。

2014年，村落保护中心启动“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以普查的方式为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立档案。在此之前，住建部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8月公布两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有1561个村落列入国家保护。如今，传统村落名录已公布4批，总数量达4153个。

“立档调查就是想给入选名录的每一个传统村落，建立一个档案，让村落告别只有村名、没有村史的尴尬境地。”蒲娇说，每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她和年轻的同事都会带着志愿者到农村蹲点调研，以文字、图像结合的方式，盘清和抢救传统村落的底档。

在蒲娇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几千个传统村落的名字，它们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文化DNA，记录着历史、民俗、宗教信仰和社会变迁。可只有部分名字的后面标记了红点，那是已完成立档调查的标志，这个数量只有200多个，“速度太慢，人手太有限了”。

与此同时，古村落却在不断消失。有的年久失修，有的被过度开发……为了抢在活生生的民间文化消失之前完成存档，抢救记录只能本着“濒危优先、连片保护”的原则进行。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记录。不记录的话，可能我们的下一代看到的，就是一个空村子。”蒲娇说，他们的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

记录村庄，也是在传承文化

调研前，蒲娇和同事需要查阅大量的当地资料，列出调研提纲。有些村子完全没有资料可寻，则只能依靠当地村民的口述。而口述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调研人员与村民能否建立信任。

但建立信任，并没那么容易。在蒲娇的印象中，到村子的第一天，基本上都是村民在盯着他们看。几天后，村民才开始跟他们打招呼。为了获取更多信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村民的生活，蒲娇她们还要学会与村民朝夕相处。“比如天气不好，人家不种地，总不能硬拉着人家种地。”

在山西介休市的张壁村，为了记录一户放羊的村民，蒲娇和同事们清晨五点就蹲候在那，等着羊群过来。为了给羊群拍照，他们不得不一边拿着相机，一边踩着羊粪……

与村民聊天，是记录村史和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王晓岩去大汖村调研时，年过六旬的韩生智仍然居住在村子里，与8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由于母亲瘫痪在床，韩生智无法外出打工。每年春季种谷子时，他要把母亲送往嫁到几公里外的妹妹家，然后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谷子种上，再把母亲接回来。

“您为什么不离开这里？”王晓岩问韩生智的母亲。

“我家老汉就埋在对面的山上，所以我不能走。”

“你为什么不离开？”王晓岩又问韩生智。

“老妈妈生养了我一回，现在她瘫倒了，正是用上我的时候，所以我也不能走。”

“这里头的爱情、亲情、人与人之间纯朴的感情，在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在王晓岩看来，中华民族的乡土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力量，就藏在这些随意的聊天之中。

“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许多内容，其实都与传统乡规乡约、碑文警语和民间故事里传递出来的价值观一脉相承。”蒲娇说，保护古村落，其实也是在传承这种精神和价值观。

随着走过的村庄越来越多，蒲娇越来越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她说，民间文化中有太多丰富的内涵，值得汲取和传承，如果无法让历史回来，只能尽可能地把现存的民间文化更好地记录、保存和传递下去，“这是我们这一代必须承担的责任”。

“留得住人，才能护得住村”

不同于文物保护，传统村落档案的记录者们，要面对的是活态的村庄。相比于村落建筑的破败消亡，人的流失才是最致命的。

以王晓岩蹲点调研的大汖村为例。改革开放初期，大汖村有村民368人。因为山中交通不便、缺乏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很多人都搬到了山下去住。1998年，大汖村遭遇一场洪灾，当地政府鼓励村民迁走，进一步加剧了村民的流失。近些年来，随着年轻人进城务工，村子里只留下了舍不得离开祖屋的老人。如今，整个村庄走得只剩下15个人了。

没有了人居住，那些本已年久失修的老屋，就只能在岁月中慢慢倒塌破败。

不过，村民也有追求更舒适生活的权利。“我们不能只关心建筑而忽略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王晓岩说，“留得住人，才能护得住村。”

蒲娇和王晓岩曾拜访过一个叫大城所的古城。这座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的古城，历经600多年沧桑却至今维持着原始的风姿。数百年历史的古驿站、古城墙、古石板街、六孔古井，依稀可见旧时风采。明代建成的环形拱门，至今迎接着村民进进出出。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座古城的村庄里仍然居住着数千人口，每到傍晚，家家户户就升起袅袅炊烟。原来，这里因为地处较发达地区，村里的青年可以白天骑车到村外不远处上班，下班再成群结队回到村里。

“现在城市生活的负担在增加，已经有一些人回流。”蒲娇认为，政府得制定政策，增加村庄的就业机会，吸引年轻人回乡。另一方面，专家学者不能把传统村落当试验品，随意引进各种艺术形式和产业项目，而应该根据村庄自身的特点进行规划和设计，“不能把村落的魂给丢了”。

对于村庄的村民来说，他们既是村落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应该努力提高他们对自己村落的认同，让他们在古村落保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蒲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