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各种文学排行榜频现。按理，有些落寞的文学（文本），应该借助可以有的措施——榜单——来提振声威。然而，在商业驱使和文学情怀之间，孰轻孰重人们有些分不清楚。

在1月中旬召开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第三辑作品研讨会”上，针对层出不穷的文学排行榜，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就说：“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发现那些真正具有价值、具有创造力的优秀作品。”他坦言，《西南边》正是这样的作品，并认为是“近期中国小说中非常有特点、有分量的作品，目前业界对其关注和讨论还远远不够”。

《西南边》，这部女性作家冯良的作品，在201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榜单中难寻，吊诡的是不少专家很看好它，评价非常高。

专家视角

《西南边》开局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凉山平定叛乱过程中三对彝汉青年的相识相恋。跟随这三对夫妻的人生故事，描绘了凉山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故事展示了社会迁移刻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在爱情、婚姻，以及个体世俗的生活等方面，浑然不觉地跟着时代变化。而民族融合，或者说不同文化的合流，默无声息地映照在三对夫妻的日常里，比如上海医生夏觉仁与彝族女子曲尼阿果之间的情感纠葛，既有美好炽热的爱，也有彝族在基本道德理念上的“不知变通”，和乐见新生事物的上海人“趋利避害”的价值操守，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磨合交融。

在文学评论好手张莉看来，小说所述民族融合在时空里的演化，《西南边》“是拓荒之作”，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位作者为大凉山写下如此厚重的作品。

“写边地的好小说稀有，涉及边地民族的好小说更稀有。”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一份子，自然对“边地、民族”有更多的关注，故而也最有发言权。同为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肯定说，冯良的作品“带有特定地域与时代的神秘氛围”，《西南边》“波澜壮阔，兼具诗性的散淡与社会史的精审。”

这样的评价并未过誉。在新近的一次讨论会上，包括知名作家马原、马丽华、阿乙以及著名评论家白烨等参会人员就“一致认为”：《西南边》是近年来极为稀缺的长篇佳作，是继《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书写西南边地隐秘历史的鸿篇巨作。

西藏新浪潮时期的大佬马原更是直言不讳，在小说作者非常值得称道的艺术手法之外，凉山民族社会几十年的大历史，作者“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可以说是近几年极有实力竞争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民族国家的厚重，是当代中文写作中极为欠缺的一面。新锐作家阿乙站在另一个角度坦言：“《西南边》是《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史诗之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则感言：小说超越了普通文学作品中狭窄的视野，“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共和国历史画面”。

客观说，现而今人们已经不习惯批评，但以记者的视角，“一致看好”似乎是经年不见的稀罕景观，尤其是在全民书写的数字时代，作品的解读完全成了个人化的现象。

作者辨析

1984年大学毕业后进藏，“我发现那里把藏汉结合的后代叫做‘团结族’”。敏感于斯的冯良自己就是“团结族”，她在作品《彝娘汉老子》中有细致的自述，有汉族父亲和彝族母亲的她，在长大成人的年代里留下很多困扰的痕迹。西藏的“团结族”比凉山稍显普遍，“好像不被另眼，这让我有同类的安慰”。

这是文化差异看不见的蚀刻。同为凉山长大的记者从未感觉到过她说的“心理困扰”，或者说是那种无法言说的、带着一点自卑心境的成长时光。在她十年同窗的眼中，她的内心世界也难以被触及到，“感觉她有点骄傲”。即便是大学期间，老乡同学的认识也基本如此，再有就是北京话说的，“有点独”，想亲密一点的靠近“基本不可能”。

其实，这种包裹起来的形象就是文化自身的杰作。直到进入西藏，随着时光尘埃的磨蚀，“困扰未必摆脱掉了，但升华了，文化性的”。她说。在第一个长篇《西藏物语》里，她就写了一个汉人和他的藏族妻子在葬仪安排上产生的冲突，土葬和天葬，谁都不妥协，“主要是意图在文化上做一个解释”。

正是对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细致体验，成就了她观察环境、生活独特而敏锐的视角。

作为曾经的西藏新小说浪潮作家，置身先锋群体中的冯良并没有偏向“魔幻色彩”，“当年大家认为我的东西是其中最写实的。”冯良说，自己更倾向于写不同文化背景相碰撞的故事。15年的西藏工作经历带给作家很多改变，但民族、文化融汇留下的深痕一直伴随着她，这应该是她几乎不变的立场之一。

不只是成长故事，事实上冯良自己就有土司背景的遗留，她熟悉那些彝人固有，甚至有些僵化的性情和习俗，“我没有刻意去设计人物的形态、性格、面貌，随着故事的递进、环境的改变，由着人物自行出山自我展示。”她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些形象其实早就成竹在胸。

就《西南边》而论，它既不是纯粹彝族的视野，也不是汉族的单向观察，而是包容并蓄的写实叙事。这，才是最难得的……

文化塑像

由凉山，我不禁想到《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老电影说的是新中国奴隶的解放，印象中是唯一一部完整有形的彝族故事。但有人考证说达吉并非彝族，而是吸食鸦片的汉族爹卖给彝人为奴的。其实这事真伪不必纠缠，作为边地的进步宣讲，同步于那个时代普遍的想象是正果。

问题是这部汉族视野影片给出的东西，不仅人物，而且民族文化习俗等，只能归类到臆想。

反过来，当下彝族“知识分子”无数，博导教授级精英成群，有意思的是，倾心本族文化、胸怀真挚民族情感的绝大多数，在学术上难以自觉中立，比如为了提升民族文化量级，教授不惜将“原始”的毕摩和苏尼（彝族祭师和巫师）塑造成哲学家。

可贵的是，冯良这个“团结族”子民，这个被彝、汉身份困扰过的心灵跨越了民族身份，轻描淡写中就超民族视域地给出了边地的风物原貌：在《西南边》中的人物轨迹中可以品味到社会变迁的实相：

上海来的夏觉仁被淳朴的美丽俘虏，“蛮族”山民阿果割舍不掉现代文明（包括情感）的诱惑，文化建构的准则，无论是夏觉仁的上海，还是阿果的荒野山地，在人性本有的美好追求面前都退让了。关键不是这个，而是文化融合的旅程：人们认为，或者说虚构的“先进”带动落后的理念，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单向存有，就像《西南边》中再现的那样，阿果“文明”了，坚守中她走在“汉族”化的路上，夏觉仁却在反向而行——远离城市逐步“彝族（山民）化”，而他们的后代，必然是超越民族的中国化。

恕我妄言，冯良一定没有这样的建构，她只是写，写那些她熟悉的塑像——可以确切地说，那些书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而文化、民族的融合，就像夏觉仁和阿果一样，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进阶的。这才是更有现实生活意味的文化塑像。

人们常说，一部作品的伟大必定是民族的，这没错，但一部作品的思想视野，如果有的话，也必须是超越文化情感局限的，《西南边》作为凉山的、局部的风景如此，作为中国的，也必须有这样的自信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