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百年铁路老厂，见证了中国工业和工人阶级的许多第一。

120年间，这座工厂的名字更换了18次，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了多次，时间跨越了3个世纪。岁月变迁，世事更迭，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铁路工人依然居住、工作在这里。

如今，在历经了两个甲子的风风雨雨后，轰鸣了120年的机器声也将消失在这片土地，百年老厂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

卢沟桥，在中国耳熟能详。它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

但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在卢沟桥畔有一个千年古镇，古镇的名字叫长辛店。长辛店上有一座百年老厂，老厂的全称叫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人们习惯称它为二七厂。二七厂的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卢保铁路卢沟桥机厂。

从洋务运动到二七大罢工，从北伐战争到七七事变，从北平解放到开国大典，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120年来，历史的洪流，曾在这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

120年间，这座工厂的名字更换了18次，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了多次，时间跨越了3个世纪。

岁月变迁，世事更迭，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铁路工人依然居住、工作在这里。他们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的许多第一：中国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工人学校、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国第一台600马力内燃机车。

如今，在历经了两个甲子的风风雨雨后，轰鸣了120年的机器声也将消失在这片土地。在产业升级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二七厂将于今年第一季度停产。这座百年老厂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变身为文化创业园。

汽笛声响

冬季的北京，天空很蓝，蓝得没有一丝云彩。

蓝天下，工厂厂区里，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整齐地排列在院墙边。梧桐树上的叶子早已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杈。枝杈在阳光里，变成了墙壁上斑驳的树影。

1月末的一个午后，第二次见到邵洪志时，他刚刚开完一个会。眼前的他，头发稀疏灰白、戴着银边眼镜、身穿一件灰色工服。尽管已经退休两年，但每周二，他都会来工厂，要么参加公司会议，要么接受记者采访。

退休前，他是二七厂宣传部的部长。2014年11月，当公司决定为建厂120周年编撰出版历史资料，并找到已经退居二线的他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生于二七，长于二七。这一辈子都在二七。”邵洪志说，他的父亲是1952年进的厂，后来成为工厂的八级工，带了许多徒弟，非常受人尊敬。和其他的二七子弟一样，他在汽笛声中出生、在机器声中长大，从小就穿着父亲的工作服改的衣服。

那时，工人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尤其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工资高、待遇好，工厂里的幼儿园、医院、电影院等设施更是一应俱全。小时候，邵洪志经常偷偷戴上父亲的大檐帽、照着镜子，梦想着有一天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铁路工人。

1975年，从二七技校毕业后，邵洪志如愿以偿地成了工厂的一名内燃钳工。此后，他一步步从钳工、技术员成长为车间主任，并在2002年成为工厂宣传部部长。由于工作需要，他开始有意识地了解二七厂的历史。因此，尽管厂史是从2014年底开始编写的，但他早在2002年就潜心研究了。

1897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当时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奉旨督办铁路，允许英国人修建从卢沟桥到保定的铁路。为了在永定河上修建一座铁路桥，就在河畔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工程机械厂，也就是二七厂的前身——卢保铁路卢沟桥机厂。1900年，这座机厂在义和团运动中焚毁。次年，清政府在长辛店的陈庄大街重建了工厂。

当第一声汽笛声在古老的京郊大地响起，很多人的生活也由此改变。农民放下锄头，市民卸下长衫，拉洋车的、摆小摊的、捡破烂的……他们都被现代文明的气息吸引，成了中国最早接触工业文明的产业工人。

1901年秋，工厂开工后接到的第一项生产任务是由李鸿章下达的——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做龙车，迎接她回銮。

龙车是在两辆从国外运过来的车厢的基础上改装的。造好的龙车车体是黄色的，两侧雕刻着龙和凤，车内全用杏黄色的贡缎包起来，不仅有龙椅还有客厅、餐室、洗澡池。为了保管龙车，1902年还专门建了一处龙车房。

这辆造价达10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同类车辆4倍的龙车，慈禧只乘坐过3次，就再没用过。随着朝代更迭、战火纷飞，直到1924年年末，它才再次从龙车房开出，迎驾孙中山进京。

如今，龙车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龙车房被保存了下来，在二七厂里，默默地诉说着那段甚少人知的历史。

“月半陈庄”

陈庄大街是因铁路工厂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一条大街。

在邵洪志的记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月15日，陈庄大街都会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被称为“月半陈庄”。因为那一天是长辛店铁路工厂开支发薪的日子。在此后的两三天里，陈庄大街人流如织，就连平时很清淡的小酒馆也挤满了工人。

在整个20世纪里，陈庄大街不仅留下了工人们许多难忘的记忆，也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力量。

在长辛店铁路中学内，有一座法式二层红砖小楼，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旧址。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陈庄大街，前往预备班探望湖南籍同学，并深入工厂，了解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现状。

在“五四”运动中，以盛成为首的“救国十人团”走过陈庄大街、过天桥、乘火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示威学生。自此，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第一次走上了政治舞台。

“盛成是从长辛店走出的工人领袖。他和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后来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的代表。”邵洪志说，也正是在这次运动中，盛成和周恩来、许德珩等人结为了亲密的战友。

到20世纪20年代初，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已从最初的几百名增加到了3000多名，占京汉铁路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这自然吸引了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们的目光。1920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大钊派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来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并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

李大钊来讲过课。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为工人们介绍了马克思：“咱们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重重压迫，如同牛马，饱受煎熬。心里憋足了仇恨，好似闪电，只要有一股闪电引来，就会发出震撼中国的巨响，这个闪电就是马克思的思想，一马当先的马，克服万难的克，思前想后的思，马克思。”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铁路工人第一次正式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的过程中，遭到了军警的阻拦和破坏。3日晚，总工会决定从4日起全路罢工。也正是在这一天，长辛店分工会连发两则通电：一是声明遵照总工会命令，自即日起，本会全体工人罢工了；二是讲明罢工的原因，望社会各界人士谅解。

随后两日，云集长辛店的大兵增至6个营。6日晚，军警逮捕了史文彬、吴祯等工会干部12人。7日上午，2000多名愤怒的工人和家属像怒涛一样冲向警察局所在地——火神庙，遭到军警的残酷枪杀和马队践踏。3名工人当场牺牲，30多名工人受重伤，2名工人被捕。京汉铁路2万多名工人遭到军警的大逮捕、大屠杀，共牺牲51人，300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说到这段历史时，邵洪志右手拿烟，左手不住地怕打椅背，眼神中充满了凝重，仿佛他就在历史的现场。“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力量。”

如今，走进长辛店二七纪念馆，8个展室的数百件文物和历史照片，向人们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邵洪志说，在很多二七厂的老职工心中，这里保存着他们奋斗的足迹和用生命与鲜血凝结的“二七精神”。

“人民功臣”

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长辛店的工人为驻守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修枪修炮磨大刀，是最早投身抗日战争的民众群体之一；

1948年，解放战争末期。为了支援解放北平，工厂又接受了修高压线、造云梯、修卢沟桥等许多紧急任务；

1949年，开国大典。长辛店工厂的3000名职工穿着崭新的路服、头戴列宁帽、乘坐敞篷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

在往后的许多岁月中，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上，依然活跃着长辛店铁路工厂工人们的身影。

1949年，长辛店铁路工厂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招工。邵洪志说，那时明确规定只有工厂子弟才可报考，而且要经过算术、语文、自然、政治四门课的考试，才能被录取。2000多人参加考试，录取的只有100多人。“可见，在当时，工人的地位有多高。”

工人的地位还显示在一块牌匾上。

在工厂二七纪念馆展厅里，摆放着一块用上好的梨木做成的大红牌匾。牌匾中央镶刻着金黄色的铁路路徽和“人民功臣”四个大字。牌匾的左右两边竖着有一排小字：右边是“梁维铭同志纪念”，左边是“长辛店铁路工厂工管会”，中间下方刻有“公历一九五零年七月一日”。

杨俊生说，这块牌匾从多个侧面反映了68年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厂，对作出贡献的先进职工特殊的表彰方式和对工人劳模的奖赏与精神激励。

杨俊生和邵洪志同岁，也是厂史的编撰者之一。退休之前，他是二七厂的工会办公室主任，主要侧重二七历史和劳模的写作。

梁维铭本在厂史的计划表之外。由于工会负责工厂的纪念展厅，很多职工在参观之后都问杨俊生：这个梁维铭是谁？他为什么被授予“人民功臣”？

问的人多了，杨俊生也对梁维铭产生了好奇。在采访了梁维铭的两个儿子和他生前的一些朋友后，他还原了梁维铭生前的事迹。

梁维铭出生于1921年，1939年考入长辛店铁路工厂。由于好学、善于钻研，梁维铭在1949年7月被工厂评为一等劳动模范。

在生产竞赛活动中，他多次创造高产纪录。比如难度较大的车床车丝杠、节气门研磨等分别完成了定额工时的200%~400%。1950年，他全年共创造新纪录12次，成为工厂创造纪录的第一人。他因此被评为工厂特等劳动模范，被授予“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那一年，他只有27岁。

“那时候，工人们对厂子是一片赤诚，愿意为厂子、为国家建设付出自己的一切。”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馆长、二七机车公司工会干事刘德华一家三代人都和二七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

“我爷爷是劳动补习学校的老师，教工人认字；我父亲1958年进厂，在动力车间当管道工。”他说，那时候工厂接到一周制造1万块铁道夹板的任务，各个车间的工人及家属搬起铺盖卷，一窝蜂就赶去参加“大会战”。

他10岁那年，父亲从管道工转为锅炉工。有一次，锅炉的安全阀崩开了一个，如果堵住了气，锅炉随时都有爆炸危险。“父亲和同事冒着生命危险，把所有的安全阀门关闭了。”

正是有这样的一批工人，工厂才能在1958年用25天造出一台建设型蒸汽机车，用88天造出我国第一台600马力内燃机车。

“交车大会”

从1897年建厂到2017年的120年中，二七厂曾18次更改名称。厂名首次出现“二七”两字是在1966年。

当年的9月12日，工厂给当时的铁道部“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和铁道部劳动工资局上报了将“铁道部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更改为更有革命意义的“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报告。

此后，尽管工厂的前缀几经变化，先后用过交通部、铁道部、中国北车集团、中车北京等，但“二七”两个字一直被保留了下来。邵洪志和杨俊生进入工厂时是1975年。那时，工厂的名字叫“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

这一年的6月18日是工厂的“交车大会”。当天，工厂在交出最后修理的一台前进型1265号蒸汽机车的同时，也交付了第一台机务段的北京型3002号内燃机车。这标志着工厂结束了74年修理蒸汽机车的历史，揭开了工厂转入生产内燃机车的序幕。

面对台下的5000多名来宾、干部职工和学生家属，时任工厂党委副书记张锐历数了工厂取得的成绩：“1966年~1970年，工厂平均每年修理蒸汽机车283台，1971~1975年，工厂平均每年修车325台。1969年，用一年零九个月设计试制我国第一台6000马力液力传动干线货运内燃机车……”

在当时，国家铁路运输牵引动力仍有84%是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牵引只占16%。从蒸汽机车修理到内燃机车制造，对于二七厂来说，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邵洪志和杨俊生，就是二七技校为这场转变培养的第一批内燃机技术工人。

姚春立是厂史编撰小组的组长，退休前是工厂工会副主席，除了整体把握，还负责产品部分的编写。

他说，迈入内燃机时代，二七厂依然多次引领了科技之先。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北京型3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奖；1989年，口岸内燃机车获得铁道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改革开放之后，为满足铁路大型货运编组作业的需要，二七厂用近3年时间研制出了1470kw电传动大功率调车机车。此后10多年，2000多台东风系列调车机车遍布全国16个铁路局，近百家大型厂矿企业。

进入21世纪，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传统制造业走向衰落，加之环保压力，厂子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但二七人始终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二七机车公司研制生产的3台DF7G型调车机车，成为在青藏铁路上作业的唯一国产铁路调车机车；2013年，工厂成功试制了HXN3B型新一代4400马力内燃调车机车，重新跻身于国家铁路调车市场。

“天天锻炼”

每天清晨，二七厂都在清脆的汽笛中苏醒。

在通讯手段尚不发达的早期，工厂以汽笛为号作为上下班的统一号令。在1922年的八月罢工中，工会组织还利用工厂的汽笛作为开展罢工的冲锋号角。新中国建立后，这种古老又传统的方式一直得以沿用。

“每天，预备上班笛声提前半小时拉响，长15秒钟，正式上班笛声长30秒。”杨俊生说，长辛店附近十里八村的人们都能听到清脆悦耳的汽笛声，并根据汽笛响起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以前，汽笛是靠高压蒸汽气体吹过音槽发声的。它安装在锅炉房高高的房顶上，由一对约30毫米粗，300毫米长的铜制管型笛体组成，完全靠人工控制。为了保证汽笛正常“工作”，工厂还专门安排了炉前班4个班的班长24小时轮流负责。

现在，随着能源设备的改造，工厂改用播放汽笛声录音的方式作为上下班的统一号令。在楼顶上响了百年的汽笛和与之相连的蒸汽阀门也被取下，由专人看管保存了起来。

在二七厂里，除了汽笛声，工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每天早晨7点55分准时响起的广播体操的节拍声了。建国以后，很多国营企业都有做工间操的制度，但一直持续至今的，除了二七厂，恐怕已寥寥无几。

二七厂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一个人的指示有很大关系。1969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听取二七厂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得知这里的工人每天都做广播体操后，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现代工业把人固定在一种工种上，分工愈细，动作愈简单，愈要注意调节。每天做广播操、每次15分钟，很有必要。”

1985年，在第二届工人运动会上，二七厂的800名职工在开幕式上表演了大型团体操中的一场“天天锻炼”，就是人们对二七厂广播体操的认可。

得益于悠久的体育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二七厂在各项体育赛事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足球、篮球、田径、毽球……几十年来，二七厂的运动健儿仅在国外以及国内省部级重大比赛中就获得金牌82枚、银牌56枚、铜牌28枚，并获得107个前八名，5次刷新全国铁路系统和北京市的田径记录，两次打破全国工人田径记录。

1993年，北京二七机车厂更是作为亚洲唯一的一支企业代表队参加了第九届欧洲企业运动会，被认为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风采、为首都北京争了光”。

“二七” 符号

走在偌大的二七厂厂区里，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最鼎盛时，这里聚集着1万多名工人；现在只剩下一两千名职工了。2017年，正值二七厂建厂120周年，老厂区也恰逢转型改造。按照北京市和中国中车总体发展战略要求，二七机车公司进行了产业疏解和全面转型升级。根据要求，今年第一季度，工厂就将停止所有的制造业生产了。

厂区文化创业园正在加紧改造。示范区已全部用围墙独立划分出来，围墙上张贴着二七厂各个时期的介绍。向示范区内望去，可以看到一片欧式建筑群，其中7栋建于20世纪初的小洋楼正在翻修着。

建筑依然在，人却早已非。当年，这里住着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工程师和清政府公派留学归国的学生；此后，这里成了二七厂的办公场所；未来，它们中的一部分将以咖啡馆、创业园的面目向游人开放。

“园区内的建筑，我们一栋不拆，全部原样保留。”二七厂的相关负责人如此说道。

1月27日公布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单中，中车二七机车公司以“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源地、北京市第一台蒸汽机车建设型5321号、新中国第一台建设型600马力电传动内燃机车”等理由上榜了。

听到这一消息，工厂的职工在感到喜悦和高兴的同时，也生出了眷恋和不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即将告别这个在他们生命中留下许多回忆的地方了。

职工安置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根据计划，届时，一部分人将进入中车的其他企业，继续奋战在火车机车制造的一线；一部分人在经过转岗培训后，将面临新岗位的挑战；一部分人会留在老厂区内，为文创园的发展继续发光发热；还有一部分将面临内退、再创业等问题。

“厂子不愿意任何一名工人下岗，也不会放弃任何人，这是二七的传统。”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建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未来，文创园将沿用“二七”符号，并特别以二七厂建厂时间“1897”为名。在房山窦店的北京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中，二七厂将与同属中车的长客公司合资成立一家轨道交通制造企业，也将会延续“二七”的品牌。

在编写厂史的那两三年里，杨俊生说，他们都陷入了历史的浩瀚汪洋中，“每天看的资料、聊的天、找的人全跟历史有关，仿佛自己也回到了过去，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他们耗费3年多时间，收集了新老照片4.7万多张、查阅文档1800多份，采访了职工及其家属百余人次，最终编撰出版了两本书籍——《大道无疆》《岁月留痕（照片集）》

那时，他们常常在各自的办公室写作，往往一写就到凌晨一两点。等他们起身回家，穿过空旷的厂区，白日里熟悉的一切——生了锈斑的青铜色管道、高大宽敞的厂房、五线谱一样的路轨、停放在空地上的机车和火车车头，都隐没在了寂静的夜色中。

在恍惚间，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那时，他们每天“听着汽笛声上下班、在广播声里做着工间操、在机器声中热火朝天地干活、在体育场的哨声里挥汗如雨”。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