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时间，雪崩似的纷纷衰落。

张子培掐掐指头，一转眼竟然整整21年了。

在他心中，21年前的5月中旬，背着背包蹦蹦跳跳来到陵园，似乎就是昨天的事。

从23岁到44岁，张子培的单位是墓园，岗位是墓园，生活是墓园，事业也是墓园。

21年一路走下来，到后来突然发现，他的心和灵魂也沉淀到了墓园。

到如今，“张子培”3个字和“麻栗坡烈士陵园”在许多人心中，尤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烈士亲属心中，居然成了同义词。

他在做的工作，平常而不平凡——让烈士在一个整洁静谧的环境中安眠，很平常；把烈士为之献身的事业继续延伸，不平凡。

“请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这句来自诗人舒婷的诗句，是张子培对960位烈士反复表达过的情愫，也是他要对田秀兰、陈会香等前辈说的心里话。

一

2017年7月27日早上6点半，44岁的张子培已经在烈士陵园等候前来拍摄微电影的电视台记者了。

张子培现在是麻栗坡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

从1996年以来，整整21年，他的岗位、生活、工作、职业、事业，都与烈士陵园缠绕在一起，迄今，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与“张子培”某种角度已经浑然一体。

1973年，张子培出生在麻栗坡县董干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呱呱坠地甫3月，慈父见背，“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5人拉扯大，结果，我中学还没毕业，妈妈也因病走了，我们5个成了孤儿，后来的日子，是靠政府接济。”

张子培6岁时，他家乡驻扎了不少军人，幼年的张子培，对那些比他大不了多少的“解放军叔叔”印象极好。

“解放军叔叔们经常给我做一些自制的小玩具或是拿出好吃的东西给我，在这里我人生第一次尝到了大米饭的甘甜。他们还主动帮村里修路，为左邻右舍种庄稼，为孤寡老人挑水、打扫卫生，他们无私助人的义举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或许是一种宿命，张子培于高中毕业后也步入军旅，成为一名士兵，3年服役期满，1995年12月，他回到了家乡麻栗坡，第二年5月，分配到县民政局就职的他，被再分配到位于距县城约3公里远的烈士陵园。

“刚来的时候，好奇，兴奋，来了一段时间后，新鲜感过了，想法就多了。”他说。

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麻栗坡，炎热、多雨，杂草生长旺盛。

“当时，整个陵园管理所加上我，只有5个人，当时没有除草剂和割草机，每天都只能用镰刀和锄头人工除草，打扫卫生是陵园的最繁重、最重要的活计。那时，你拾级而上，只见一排排坟墓前前后后杂草丛生，从山头除草到山下就要需要1周多时间，当山下野草除尽，一抬头，山顶的野草又长的老长，除草再一次周而复始。”

墓园除草都是靠人工，就把960座坟分给墓园里的“李”“何”“张”3个工作人员，一人320座。“李”是李友权、陈会香夫妻一家，“何”是何发权，老何是参战民兵，曾立过二等功；“张”就是张子培。

其他人都在本地有亲戚家人，都找来帮忙很快就做完了，张子培是外乡人，在县城没有亲人，唯一的亲人是他媳妇李海芳，小学老师李海芳说，“李家是一大家人，何家也有亲戚在县城附近，张子培家离得远，没别人，只有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意见，我跟他说，你自己领着工资你自己去干，又不多给我钱，凭什么让我去帮忙，最后还是心疼他一个人干太辛苦，去帮忙了。”

从此，烈士墓冢之间，经常有一个年轻女人在忙碌。

毫不夸张，不管承认不承认，张子培此时的工作就是一个环卫保洁工，他和其他4个同事的工作，就是为烈士墓和墓道、墓之间的间隙区域，拔草、捡落叶，甚至还要清理畜禽粪便。

张子培回忆道，“那会儿，陵园围墙多处倒塌，周边村里牛羊常常从破口钻入，在园区吃草排便，严重破坏了陵园的庄重氛围，必须及时撵走。”

麻栗坡位于亚热带，雨量和气温都十分适合植物疯长，因此，除草成为当时陵园最重要的工作。

“当时整个陵园面积有50多亩，每个人平均要管10来亩，没有除草剂，唯一的工具就是锄头和镰刀，我一个人要干两个星期才能干完。”他说，“以前墓地里还有松柏这些树，干枯的树枝树叶掉在墓上，必须随时清理，不然不雅观，但你前脚清理，后脚它又落下来，工作量繁重极了。”

“连续几天不断的除草，加之需要随时驱赶窜入的牛羊和打扫卫生，我既劳累，又休息不足，一想到今后一生都可能只是做这些简单重复的劳动，老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我，起初的兴奋与热情在慢慢消退，我开始对自己之前的选择产生了疑问。”

但是，有一天，一位烈属在儿子墓前的表现令他与一度徘徊歧路的自己决绝了。

云南嵩明籍烈士赵占英，牺牲时年仅21岁，自牺牲后他妈妈一直在想念他，那一天，烈士的母亲颤颤巍巍来到了儿子的墓前。老人抚摸着儿子的墓碑，看到墓碑上儿子的照片时，悲痛欲绝，仰天大哭，大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占英，占英，我的儿啊，妈妈来看你了。”

“老人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突然，她用头使劲撞击墓碑，我赶快把自己的双手紧紧贴到墓碑，让老人的头撞在我的双手上……此时我的心也伴随着老人在哭泣。”

赵妈妈悲痛欲绝的举动深深震撼了张子培，他想到了自己已经逝去的母亲，“要是我当时当兵也牺牲了，也埋在这里，我妈还活着，同样也会这样用头来撞墓碑，呼喊我的名字。”

“张子培啊，你和这些先烈相比，和这位妈妈的儿子相比，你像话吗？”他自己与自己在心里分成A、B角进行着一场严厉的对话。

他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重要讲话，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领会。

慢慢地，他感到960位烈士就是960面烛照自己灵魂的镜子，它们纤毫不染，“通过它们，我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是否有灰尘，是否有不正常的欲念，是否在行正道。”

张子培的直接上级、麻栗坡民政局局长聂怀疆也经常给他讲述一个道理：“子培啊，你管理守护好那个地方，那是一块心灵的圣地，一定要把它看护好，管理好，不仅如此，还要把它变成一代代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要让后人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张子培成长的道路上，总是不缺乏来自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激励、教诲，他把这些教诲视为是对自己的鞭策。

二

此后，阅读烈士墓墓碑，静静伫立在烈士墓前与烈士“对话”，成为张子培的一项工作内容。

张子培工作之余，常常去阅读墓碑，去端详墓碑上烈士们的遗照，通过这种行为，他在和烈士交流，感受那场战争残酷般的神圣与现实的静谧和幸福，在他看来，阅读墓碑可以令自己的灵魂升华，时时校正自己的人生方位。

墓碑上的文字的确促使他的人生境界升华，这些大多数在十八九岁的花样年华就牺牲的战士令他反躬自省——

“假如他们还健在的话，年龄大的可能抱孙子了，年龄小的也大概50来岁了。为了国家安宁，为了边疆稳定，他们的青春都永远定格在了这里，如果连让英烈在整洁的环境里静静长眠我都无法做到，对得起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一位烈士打比方，这位烈士名叫刘洪明，是昆明市富民县人，如果不牺牲，刘洪明今年52岁。

烈士刘洪明，1984年11月牺牲的时候才19岁，入伍刚10个月，他的妹妹刘洪波现在是云南省总工会的一名干部，刘洪波说：“哥哥牺牲的时候，我才读小学，不懂事，我们家要一代一代往下讲述哥哥作为烈士的故事，要带后人去瞻仰哥哥的墓，告诉后人我哥哥为国牺牲，很光荣。”

张子培则要来访者转告刘洪波，她哥哥和其他959位烈士一样，会得到最好的祭奠，墓地，会得到最好的照管，“请她全家放心！”

李海芳作为张子培的媳妇，她以亲人兼家属的角度看张子培及其岗位，比较有历史纵深感。

1996年10月，李海芳第一次来到张子培的工作环境，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景象：“当时陵园条件很差，荒草比人都高。我去之前没跟他打招呼，他的同事陈大妈把我带到墓地里，他穿着一双拖鞋，裤脚卷起，戴着个草帽，拿着锄头在除草，看见我很惊讶。”

1998年两人结婚后，由于没有住房，两口子加上稍后出生的儿子，一家三口寄居在张子培在烈士陵园的宿舍。

从1996年6月到2004年8月，这一住就是8年零两个月，直到2004年那年，张子培花了5万元在城里买到一套二手房。

那会儿一下班，整个陵园就剩下张子培一个人，而到了周末，李海芳来团聚，整个陵园就只有他们一家三口。

因此，为烈士陵园投入情感和辛劳的，就不仅仅是张子培个人，还必须把李海芳也算上。

烈士陵园位于一座山的山坡上，山脚下是文（山）天（保）公路，这是当时外面进入麻栗坡县城的唯一公路，原来陵园的正大门，就对着这条公路，那时，到夜晚，当地人一般不走这条路。

住在陵园，夜里松涛阵阵，如泣如诉；月色下，树影斑驳纵横，几碗昏黄的灯释放着晦暗的光，时间一长，李海芳也就适应了，但如厕的问题，令她很犯难。

张子培宿舍，不是配套住房，家里没厕所，有时夜里有个内急，需要出屋走出五六十米才有厕所，而张子培又时常因为陪伴烈属等原因借宿城里，每到这时，李海芳只好叫醒熟睡的小儿子张赛陪伴她上厕所。

李海芳说：“有一天晚上我去上厕所，让他在外面拿着一根棍子敲打发出响声给我壮胆，一会儿我在里面听不见他的敲击声，心慌了，就喊他的名字，过了半天，他才回答我说，‘妈，你叫我干嘛，你怕鬼啊？’当天晚上有月亮，厕所外面的树影子照进来印在厕所墙上，一晃一晃的，被他这么一说，我一下汗毛倒竖，赶紧出去拉着儿子往回快步走。”

用心用情投入，而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顾此必然失彼，对妻子他有愧，对经常被锁进办公室的幼子，他尤其觉得不落忍：

“孩子2岁半时要上幼儿园，只能暂时由我先带着，可是遇到祭扫活动的时候，我忙得都顾不上孩子，只能狠心把孩子锁进办公室，从上午忙到下午连续几拨活动结束，猛然想起孩子还没吃午饭一个人被关在房里，急忙打开门一看，孩子已经饿着睡着了，嘴里还巴嗒巴嗒咽着口水，几个小时里我居然连杯水都忘了给他留好。”

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都用在陵园那些烈士身上了。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主席李明宏说，“陵园管理处的职工家属很理解他们亲人的工作，基本上周末家属都会带着孩子来山上陪着，张子培的夫人每年清明节前后的周末都是在山上过的。”

张子培倾心于陵园迄今凡21年，他能把960座墓中绝大多数烈士的具体位置记得极清晰，你一提烈士的姓名，他马上告诉了你他在第几排、第几号，还能告诉你在山坡的上下左右哪个方位。

“我把这个当作我干好陵园工作的基本功之一，力争让每一个初来祭扫心情急切的烈士亲属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亲人。”

“我每天24小时保持手机开机，一个手机号码一用就是十几年，尤其对第一次前来祭扫的家属，我的电话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依靠。于是我在单位公开承诺，凡到陵园祭奠，不管任何时间、任何时候，我随叫随到。一接到外省烈士家属的来信或是电话，我总是有问必复，对家属要求代祭扫，我认真祭扫并拍照，及时将照片寄到家属手中，让烈士亲人身处异乡也能得到一丝慰藉。”

“我手机里存有1190个电话号码，四分之三是烈士亲属和老兵的。”

由于烈士陵园离麻栗坡县城还有一段距离，不少初来祭扫的烈士家属不知道怎么乘车，有的甚至只能步行，为了方便他们，他用私车无偿接送，从自行车、摩托车到小汽车不断升级，从县城车站接到陵园，又从陵园送到城区宾馆入住，离开时再送到车站。

20年风雨无阻，坚守坚持。

自行车早已报废，摩托车也跑坏了3辆，现在唯一一辆行驶了7年的小汽车也是里程近9万公里。

这个方面，烈士安吉昌的老父亲可以做见证人。

“记得1999年清明，安吉昌烈士的父亲和姐姐来到麻栗坡，我骑着摩托车接送他们往返，那时，我还只用得起摩托车。”此后，老人每3年和女儿都要来一次烈士陵园看望安吉昌，每次都是他去接送，“2014年清明，78岁高龄的老人再一次不远千里来到麻栗坡，一出车站就看到了我准时在汽车旁等候他，老爷子老泪纵横：‘小张，谢谢了，给你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三

长期的陵园工作，使得张子培和不少烈属形成了亲人关系。

“滚雷英雄韩跃奎烈士的母亲是位慈祥的老人，曾多次从贵阳到陵园扫墓，在她心里早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2007年，张子培到外地出差，路过贵阳，专程去看望韩跃奎的母亲。

“当老人看到风尘仆仆的我时，她怔住了，这时，我忍着泪水微笑着提着礼品轻轻喊了一声：‘妈，我来看您了，您老还好吗？’老人几步上前紧紧地抱着我哭了很久，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直到告别前，她还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看着我说，‘小张，我的幺儿，妈老了，再过几年怕是不能去看你哥了，你一定每年给你哥坟上多添几把土，多上几炷香啊，有你在麻栗坡照看，我就是走了也放心了。’”

据资料，韩跃奎是贵州省贵阳市人，1981年元月入伍，收复老山作战时，是“老山主攻团”的一个班长。1984年4月28日早晨，进攻老山21号高地时，遇到了一片长约400米的雷场，扫雷的导爆索因为山高林密不能有效引爆地雷，而进攻的时间又必须克期完成的情况下，他带领全班“踏雷开路”，用自己的双脚趟雷，引爆地雷，为进攻部队开辟通道，踏地雷爆炸致重伤牺牲。

韩妈妈每次的痛哭都会紧紧揪住张子培的心。

“这样的父母我认了很多，这样的承诺我也做了很多，在我的心里他们永远都是我的父母，而我也为自己能替烈士担当起儿子的角色回报感恩而欣慰。”张子培说。

由于烈属来自全国各地，由于烈士亲属和战友近年来前来祭奠的人日益增加，某种角度，张子培已经是麻栗坡，乃至文山的形象代言人。

用心用情投入工作后，张子培把工作触角向陵园以外四面八方的广大国土延伸，到这时候，他的岗位早已超出陵园这70多亩土地的极有限范畴。

渐渐地，张子培发现，陵园值班记录看似普通，但里面信息量很大，通过它，可以发现烈属与烈士之间互动的频繁与否，从而发现烈属的某些情况。

“有一天，我整理值班记录，发现少部分烈士家属近10多年没有到过陵园扫墓，这怎么回事呢？是烈属发生什么情况，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得主动出击探究一下。”

于是，电话询问、与其他烈属有意识地攀谈、阅读烈属所在地的各种资料，最后，条件允许，借出差之际亲自去调查了解。

通过这些方式，张子培发现，长期不来扫墓的烈属，有的是因为经济拮据的原因不能前来麻栗坡这个边陲看望亲人。

“我于是多方寻求爱心人士的资助，积极跑动，多方求助，最终收集到不少爱心人士的捐款，爱心款让部分困难烈士家属得以来到陵园看望亲人，其中文山市红甸乡王树林烈士的父亲，因体弱多病，到不了陵园，我便将2000元的爱心捐款送到了老人手中。”

那天，张子培记得，是他和李海芳开着车，一路问着道，寻访到老人家中的。

“红甸就在我们文山地盘上，不远，当时快过年了，我想尽快把钱送到老人手上，他要买什么东西好办，就亲自去送，应该的。”他笑笑。

由于烈士墓墓碑更换过几次，张子培及其同事有一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那就是征集烈士遗像，征集到并确认无误后，在通过特殊方法烧制成瓷砖再贴在墓碑上，“这样遗像就不怕风吹雨淋了。”

现在，烈士墓碑上，约50%都有烈士本人的遗像，还有50%的墓碑上没有遗像，张子培正在设法征集，“主要是通过烈士亲属和生前的战友，征集到了以后，最重要的是要整准确，不能搞错，一搞错就是天大的过失，伤害烈属及其战友的感情，对不起地下的烈士。”

在张子培家里，可以看到还有好几幅即将贴到墓碑上的烈士烤瓷像。

四

“张子培”这3个字，与其说是张子培一个人的名字，毋宁说是一群迄今两代陵园看护人的集体符号。

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建立以来的近40年过程中，张子培只是先后几十位守陵职工的一名代表而已，“在我之前，有老一辈的田秀兰老人、陈会香老人、李友权老人等一批前辈，他们不仅是烈士陵园的创建人，而且也是陵园的管理者、看护人。”

张子培说，田秀兰、李友权、陈会香他们几位是烈士陵园创建的历史见证人和参与者，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烈士陵园的建设。

“尤其是田秀兰和陈会香，两位老妈妈是当时陵园里仅有的女同志，她们担负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辛劳、恐惧和艰难。”

“在李友权、陈会香两位老人退休后，他们的儿子李志林从部队复员，又来到陵园工作，沿着父母的足迹继续前进。”

7月26日上午，69岁的陈会香坐在自己的小商店门口凝视着一批又一批身着“六五式”军服的老战士前来祭奠自己的战友。

原陆军12军36师107团1营1连3排9班老战士李习玮来买东西，他得知陈会香曾经参与埋葬烈士的事迹后，两人就买和卖发生了以下对话：

李：“我买东西，每样要加价两块钱。”

陈：“我不要，我有工资。”

李：“这种（子弹形状瓶装）酒定价是320元，我给400元。”

陈：“我不要。”

一番争执后，最后按标价达成交易。

两人嗓门都不小，推推搡搡，如果不知情，会以为他们在为价格高低争吵——

但，他们两位的确是在为价格高低而争吵！

待几位老兵走了，陈会香咕哝道：“我不能多收，当年他们死了这么多战友，又是为哪个？”

张子培来陵园工作的1996年，陈会香刚好退休，老人是1964年参加工作的。

麻栗坡烈士陵园是1979年年初开始筹建的，当时陈会香和丈夫李友权就来参与了，“我是从县一建司调来的，孩子他爸会凿字，陵园要有人打（凿）墓碑，他也来了。”

从1979年到1996年，陈会香为陵园服务了17年，但退休至今，她一家依旧在为烈士服务。

麻栗坡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李明宏告诉来访者，“逢年过节，老人把饭菜做好，要先背上山献祭烈士，然后才回家吃饭，每年清明，她不给自己祖宗烧纸化钱，但一定要给烈士烧香烧纸，这些花费都是她自己掏的。”

一年前，李明宏是县民政局局长，对陵园、对陈会香一家的情况十分了解。

“过春节，我先背8个菜上陵园献祭烈士，然后再回来献我家的老祖公，最后我们一家才开吃。”陈会香自己也印证了李明宏的说法。

老人对牺牲的年轻战士用了一个最形象、最动情、最伤感的词汇。

这个词汇是“小笋子”。

她说：“他们才十多岁就死了，是刚长出来的‘小笋子’。”

“小笋子”一语在这个上午被老人提过12次！

1984年暮春，这个陵园被扩建。

基于当时的形势，时为县民政局副局长的田秀兰被分配的工作为“重点负责烈士安葬”。

墓穴在当地叫“井”。

“烈士台进深3.2米，墓的间距是2.2米，井长2.3米，宽90公分，深1.1米。”82岁的田秀兰记忆十分清晰。

据老人回忆，当时陵园有16人，大家都加班加点工作，没有人有任何怨言。

张子培坦承，他所以能坚持21年，并且还要坚持下去，一则是用景仰、崇敬、虔诚的心来从事服务烈士和烈属的工作，一则也是受到田秀兰、陈会香这些老前辈的影响。

“田妈妈说，她和陈妈妈天天都为烈士哭，她52岁半就退休，提前了两年半，不是工作太苦太累受不了，而是哭不得了，老人告诉我们，她不是苦不起了，而是哭不起了！”

“两位妈妈不分昼夜地在陵园忙碌，大爱义薄云天，是她们的事迹感动了我。”

“现在陵园所取得一点点成绩，首先是县委、县政府很重视，其次是县民政局投入很大，领导很支持的结果，此外也是在陵园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奋斗得来的。”

他说，“陵园管理所目前有在编工作人员12人，还有4名保安，一共16人，每年到4月份清明来临之际，是大家没日没夜辛勤工作才换来今天的成绩。”

2003年4月就到县民政局工作的副局长张大灵介绍道，近些年来，政府投入了3000多万元，分好几次建设陵园，“建设作战纪念馆投入了600多万元，960块墓碑，已经换了两次，现在还准备在纪念碑后栽两排树，还要种花。”

这些投入，等于也极大地支持了张子培的工作。

“至于我个人，无非是做了些该做的事。”张子培说。

张子培所言不虚，每年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骤然增多，又适值文山州建州州庆放假，但不仅陵园工作人员不能放假，而且县委、县政府部委办局基本都不能照例放假，工作反而比平常多而累，麻栗坡县民政局优抚股股长伙国春说，“烈士陵园祭扫工作忙的时候，我周一到周五在办公室上班，周末也得去陵园上班。”

“每年4月，公安、医院、交通、民政、食药等10多个部门特别忙。”县民政局局长聂怀疆说：“既要确保安全不出问题，还要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烈属、老兵服务好、接待好，任务很重。”

“今年清明节，”伙国春说，“一下子来了很多祭奠者，县里住宿紧张，只好在县体育馆给他们打地铺。”

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主席李明宏介绍，“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其实有4个，张子培他们护理的这个是省级的，知名度很高，其他3个建在乡镇，埋葬的烈士多是解放初剿匪牺牲的。

所以，他认为，“麻栗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源十分丰富，这些先烈的精神激励并警醒我们，要把麻栗坡建设好，让贫困农民早日脱贫，才对得起先烈的在天之灵。”

与李明宏说法相映成趣的是，麻栗坡县委书记刘扬谈及麻栗坡的脱贫攻坚以及县域经济社会建设进展时，多次以下面这句话提醒全县干部职工：

“960位烈士在看着我们！”

“我理解刘书记这句话的意思是，”李明宏说，“960双明亮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作为党员干部，不早日让贫困农户脱贫奔小康；作为领导干部。不时刻以先烈为学习的榜样，清廉自律，勤奋为党工作——我们就会愧对烈士。”

（陈昌云 黄榆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