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凌霜是个90后姑娘，在东北的农场长大，在多家NGO组织当过志愿者；学化工专业的许威杰，大学毕业后，想回归内心，给自己一个思考和尝试的间隔年；刘臻从小在城市长大、自称是“农村小白”，对自己能不能在农村生存一年持怀疑态度。

这3位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成长经历的年轻人，却在他们青春最热烈之际，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同的决定——加入小鹰计划。

“小鹰计划是友成基金会发起的青年发展与培养项目，旨在发现和支持具有天下襟怀的青年，沉潜中国乡村，用一年时间，开展公益实践。”小鹰计划负责人李佳琛介绍，自2011年发起至今，小鹰计划已经选拔培养了130名青年深入基层、投身到乡村建设之中，实践地点遍布中国13个省20余个地区的乡村，为贫困地区累计志愿服务超过12万个小时，发起和执行公益项目达100余个。

“每年都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敢于做小众，从就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中走出，愿意用一年时间去感受中国的底层社会。”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他们就像是这个世界的一股清流。

重新回到乡村

段凌霜是小鹰计划的第四届学员。一直对公益实践与社会企业念念不忘的她，直到加入后才知道，自己差点因为过多的公益经历而落选。

因为在小鹰计划发起人、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的构想里，小鹰计划并不是要培养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而是希望能在各领域未来的领袖里面种下一颗公益心。

在王平看来，当代青年不缺乏高涨的公共热情，也不缺乏所谓的“精英教育”，更不缺乏各种“间隔年”的体验游。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一次亲历中国大地的机会，一次改变社会的行动。于是，小鹰计划应运而生。

经过前三届的实践与总结，到段凌霜加入时，小鹰计划已经与数十家不同的公益机构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小鹰们“上山下乡”的地点也变得更丰富、更多元了。

与段凌霜不同，同样来自农村的许威杰加入小鹰计划，更多的是想要重新发现。小时候成长于农村，上学年纪去了县城，许威杰发现，自己变成了自己故乡的陌生人，“无论是知识、价值观还是生活习惯都与乡村脱节了”。

“我从乡村来，我还回得去吗？”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于2015年夏天来到了河南信阳的郝堂村。

刘臻选择的“下乡”地同样是郝堂村。在此之前，他对乡村的想象主要源于书籍，那是费孝通记忆中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是梁鸿笔下正在经历裂变的梁庄，是熊培云书里穿越中国百年的小堡村。

“可是，真实的乡村是什么样的呢？”2016年的夏天，这位一直对人类学怀抱向往的年轻人辞去了广州的工作。他决定去乡村，和那里的人发生真实的对话。

我在农村干大事

段凌霜是搭着手扶拖拉机，在老君山蜿蜒崎岖山路的颠簸中，来到黎明村的。

这是一个地处云南省丽江市的少数民族贫困村，也是她此次“上山”所服务的村庄之一。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村庄没有厕所、没有水井、没有网络，没有任何现代生活的痕迹。为了拉近和村民的关系，段凌霜钻进地里掰玉米、蹲在地上剥核桃、挽起袖子舀猪食。在一次和村民的闲聊中，她发现了村民们的困难。

由于土壤贫瘠、昼夜温差大，适合在这里生长的农作物只有白芸豆。白芸豆需要依赖箭竹攀爬生长。然而，由于年复一年的砍伐，老君山的箭竹已经濒临灭绝。

跑农贸市场、与厂家谈判、找替代品……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段凌霜在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带领村民成功种植了上万枝野生箭竹。她还给村民们请来了一位农业技术员，研究出了村民从没用过的拉网种植技术，不仅让箭竹的使用量从过去的每亩2000根降到了100根，还将每亩地的种植成本从原来的700多元降低到了30元。

和黎明村比起来，郝堂村要现代许多。第一次走进这个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时，刘臻看到的是宽阔平坦的柏油路，板栗、茶树和白墙黑瓦的豫南民居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完全不像是凋敝的村庄”。

到郝堂村的第2个月，刘臻就和小伙伴张志杨成立了“十八线工作室”，一个主打文化创意的团体。他们以工作室的名义卖黑白独立漫画、进行公益众筹。

在郝堂村进行艺术教育的实践中，他们发现小朋友对美术课堂没什么兴趣。一番探究后，他们才得知，自郝堂村建设以来，短期支教团体从未间断过涌入这个村庄，孩子们对美术的兴趣，往往刚刚燃起，就随着支教团体的离去而中断。这给孩子们造成了预想不到的伤害。

他们想到了提倡自由创作的“豆本”（即尺寸非常小的印刷品）。孩子们可以将身边的故事用一组图的方式画在豆本上，即使老师离开了，他们也能独立完成。

“这样豆本就可以陪伴他们成长了。” 在今年7月2日举行的“2016~2017小鹰计划年度庆典”的演讲中，刘志杨说道。

失败与收获

茶是郝堂村的特色。经过观察和思考后，许威杰为郝堂村的茶叶发展制定了一个发展规划：以茶为特色的菜式、以茶为主题的住宿、茶园景观、茶道、插花。当他把“倾注了自己满腔热情”的方案递交给挂靠的公益机构负责人时，负责人却同情地看着他，欲言又止。

原来，他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没钱，一切都是画饼。他又相继尝试了流转土地盖蔬菜棚、装修农家乐房间、土鸡认养等各种想法，最终却都以失败告终。

回忆起那段经历，如今已入职某家创业公司的许威杰笑了笑，“乡村有它自己的运作逻辑，不是光有赤子之心就能做成的”。

但许威杰反而收获了更多东西。他开始真切地意识到：从宣传里看到一个村庄与真实地生活在一个村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要让农民致富，要问他们想要什么，而不能自己想当然。

在“上山下乡”的那一年，段凌霜则前所未有地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任何一个渺小平凡的个体，都可以发光发热，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不放弃任何可能实现自己价值的机遇，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

今年7月，刘臻的“郝堂村时光”已经结束，他也将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城市。在离开之前，他欣喜地看到，当地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了返乡。

他还帮助其中的一些人组织起了村民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他专门去旁听了一次他们的会议。村庄要如何发展、棚子要如何规范化处理、河道垃圾如何处理……听着他们激烈的讨论，刘臻感叹，“真的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