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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7年06月23日 星期一

在新技术日新月异、新业态不断涌现的今天,一些年轻人选择了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之路。他们在职业道路上释放的活力和精彩,蕴含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毕业季,看青春派的“花样就业”

本报记者 刘洋
《工人日报》(2017年06月23日 06版)

每一年的毕业季,都是无数年轻人告别过去那个自己,拥抱未来无限可能性的重要节点。据统计,在今年全国795万高校毕业生中,认为就业形势难度一般或没有难度的,仅有10.2%。

沉潜基层、慢就业、尝试创业……在新技术日新月异、新业态不断涌现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就业心态正在不断转变,除了写字楼或机关大院,在诗与远方的广阔天地里,选择了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之路,稳定不再是他们最优先的考虑项。他们在职业道路上释放的活力和精彩,蕴含着“花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沉住气,慢慢来

随着我国中产阶层的扩大,毕业后出于经济压力而必须立即就业的毕业生逐渐减少,相反,越来越多的90后告别了传统的“毕业就工作”模式,成为“慢就业族”。

不同于欧美青年人在大学之前即开始空档年,在中国,如何决定自己的未来,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博弈。

为能独立,90后女孩宋遥不得不选择大学毕业后才向父母“摊牌”,远赴澳洲半工半玩,没有继续按照父母的规划求学工作。宋遥说,“只有体验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才能做出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人生规划。”

打开视频通话窗口,背着大旅行包的宋遥正在她所在的阿德莱德市区大型商场里帮人采购。工作之外的海外代购,使宋遥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也基本可以过上与当地普通人差不多的生活。宋遥说,当她毕业后提出要去澳洲工作时,父母本来想对她进行经济“制裁”,但由于此前做家教攒了一些钱,已经拿到WHV工作签证的宋遥买了一张通往澳洲的单程票,毅然开始了人生中新的旅程。

既干过体力活累得脱水,也去黄金海岸晒过太阳,不同的生活阅历让宋遥在工作和游历之间不断丰富自己。“按照父母的计划,毕业后回老家当个会计,然后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出国以后,虽然要克服各种困难,但我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我想这样才会青春无悔,才能发现自己真正想做、适合做的事情。”宋遥说。

据记者了解,像宋遥取得的澳洲WHV工作签证,每年会给中国5000个名额,而类似的鼓励“工作式游历”的签证在其他西方国家更不鲜见。“看世界和找工作并不矛盾”,对于“慢就业”,国家职业指导师蒋玉芬认为,“按照自己想要的轨迹去生活,只要不做啃老族,不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社会也不宜对他们过多苛责”。“慢就业”折射出大学生新的就业观,实际上使求职就业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脚踏大地,坚定前行

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郑常庄村做了一年书记助理,皮肤已经晒得黝黑的左树丽高兴地告诉记者,由于工作表现出色,组织上已经找她谈话,考虑选拔她进入党支部班子。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念了大学,但左树丽却并未感觉到自己和基层生活有了任何隔阂。既然想进入体制内工作,为何不选择大学生村官呢?开始准备行政能力测试后,左树丽开始感觉到自己找到了求职方向。

5月报名考试、6月出结果,7月中旬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左树丽已经正式入职,成为一名村支书助理。今年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十周年,下基层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了解国情、熟悉基层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据统计,迄今为止全国累计选聘了超过50万名大学生村官,并有超过20万名村官正在农村任职,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行政村。

自己参与到“新上山下乡运动”,左树丽感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2017年,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得益于“注重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的政策利好,左树丽先是涨了1700多元钱的工资,接着又被考察入支部班子。左树丽说,“既然村里这么培养我,肩上担上了这份责任,也就有了这份工作压力的烦恼。把自己当作本村人,怎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我来说的确任重道远。”

创业去,做社会的“小学生”

“我小的时候,有一种妖魔化女博士的说法,说她们是第三类人,当时我就立志自己也要读到博士,扭转这种歪曲女性的看法。”今年博士毕业时,刘璐在16万字毕业论文后面的致谢词里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然而,待到她真正毕业时,博士尤其是女博士就业不理想却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但研究型博士的授予规模在2012年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规模的急剧扩张之后,到高校、科研院所之外就业的博士比例也逐渐增高。

毕业季,刘璐在参加完答辩之后,就开始着手开公司、创业融资。“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国电影史,但电影是实践的艺术,我想如果自己能够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那么即使失败了,也会有助于我对电影业的了解。”读博时,在纽约电影学院交流的一个月让她受到了很大触动,动手拍片、做制片人的想法,也逐渐在她心里生了根。

性格开朗的刘璐自己组织团队,统筹安排,做商业计划书、找项目,寻求天使投资。说到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刘璐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长见识了”。“我还是一个社会的小学生。”刘璐笑称,虽然她对电影行业生态和具体影片的价值判断都说得头头是道,但真正落实到细节,却常常是一头雾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鲍威在研究中指出,博士就业呈现多元化趋势,近三分之一学术型博士向非学术部门溢出,而女性博士更偏好稳定的学术职业。但刘璐说,“我觉得不能因为学历而把自己限制住,既然现在对女博士就业有偏见,那么我就让他们看看,学艺术的女博士一样可以参与到大众创业的热潮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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