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周末，弘博网总编康文伟和上小学的女儿的一次对话，引发他内心不小的震动。

“爸爸带你去博物馆看看吧。”他说。但孩子的回答很干脆：“不去！”

“为什么呀？”

“没意思。”

做为博物馆行业的观察者与研究者，康文伟对中国博物馆业最新的官方数据熟稔于心：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4692家，每年举办展览超过2万个，参观人数约7亿人次，一年举办20万次教育活动，每年文物进出境交流展览项目近百个……

数字如此庞大，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博物馆在进行公共教育方面已取得不小的成果。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引发了他的思考：看似热闹的数据之下，我们的孩子却又需要怎样的博物馆呢？

博物馆应成为孩子们精神休憩的空间

“今天你去看展了吗？”在紧张而繁忙的城市生活中，到不同的博物馆看各具特色的展览，正在成为一种风尚。然而，由于知识背景和阅历的限制，传统博物馆填鸭式的讲解，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犹如天方夜谭。

“孩子们听不懂在讲什么，那不是他们能接受的语言。”毛红是一家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她原是一家外企的大区高管。谈起她创办这一机构的初衷时，她打开了话匣子。“每到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去北京周边郊游，可是时间长了发现，对孩子的成长效果有限。我们开始带着孩子转战各种博物馆。”

然而，从一个妈妈的角度，她发现很多博物馆提供的活动并不能真正打动孩子。“工作人员的讲解，大人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孩子们却在嬉戏打闹。”

在她看来，博物馆是一个进行通识教育的基地，“但怎样让孩子觉得好玩儿？”为此，她看了很多书籍和资料，最终毅然决定辞去工作，创办了这家进行儿童博物馆教育的机构。另一个合伙人也是一位妈妈，她们正是看到了目前博物馆在这方面的缺失，才走进了这一行业。

儿童正处在求知欲旺盛的年纪，博物馆不仅可以通过实物传递知识，更可以激发兴趣、引导思考，是除了学校之外不可多得的大课堂。“但是，我们如何在博物馆里设计儿童活动，才能符合教育规律，真正让孩子有较多收获呢？”专注儿童博物馆教育的张晓扬同样在思考这一问题。张晓扬说，“在我国，博物馆教育其实近两年才刚刚进入公众视野，家长和孩子、校内外教育工作者，甚至博物馆界，可以说大家都是新手。”

博物馆应成为孩子们精神休憩的空间，但目前距这一目标还很远。

博物馆与教育机构是互“怼”状态

康文伟发现，女儿对有互动的展览特别感兴趣。“如果说去科技馆看一下吧，孩子会欣然同意。因为这些类别的博物馆活动和设施与孩子的互动性强。”他说。

目前，像毛红一样，从事博物馆教育的机构越来越多，他们针对少年儿童自身的特点，开发相应的互动性强的课程和活动，通过与博物馆合作，从而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在孩子们眼中“活了起来”。

然而，目前多数博物馆和一些教育机构之间存在着对立和隔阂。

“很多教育机构到了博物馆的展厅，在给自己的小学员讲解时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轰走的情况并不少见。”北京忆空间创始人张鹏已经做了十年的博物馆志愿者，他深深地感受到公益性的博物馆与盈利的教育机构之间的张力。

“双方都在相互观望、暗中较劲。博物馆一方的心态是：我这是公益机构，你凭什么免费利用我们的资源和空间进行商业活动；而教育机构一方的心态则是：我先讲着，你什么时候要赶我走了，再说。”

张鹏说：“拥有丰富资源和空间的博物馆普遍缺少针对少年儿童进行公共教育的专门人才，也没有动力，相关活动难获青睐；一些教育机构有着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相关课程体系与方法，但他们不掌握资源和空间。”

在他看来，如何让博物馆的公益性与教育机构的商业性得以平衡，从而能起到更好的为少年儿童提供博物馆教育是当下业内的症结所在。

让体制内的资源与企业的创意发生反应

自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鼓励社会力量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康文伟认为，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活动是博物馆的职责所在，但教育人员的数量和专业性等一些因素也着实限制着许多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型博物馆，一些专业的社会力量恰能弥补博物馆这方面的不足。

“社会力量不应是来争夺博物馆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的，它应该是博物馆教育的延展力量。社会力量可以帮助博物馆发挥其教育资源的最大价值，提升其社会效益。”

现在，一些体制内的博物馆开始放低姿态，同商业性的教育机构合作。

北京汽车博物馆馆长杨蕊说，她们正在与各类社会机构合作。“例如我们同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科学小夜场’、青少年汽车创意大赛等活动，效果很好。”

“我们的博物馆在办一些针对青少年的活动的时候，不是说做好了，你来看，而是在做之前，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件事。”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多年从事青少年博物馆教育的专家杨丹丹介绍说，如今，她们的展览更加开放，在策划展览的时候，她们召集社会力量共同策展，教育机构、中学生社团、学生家长家委会参与进来，共同协商。在这种模式下，2016年，她们策划的“读城”活动，在北京市引起了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