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730就感到有些不舒服，但他没在意。

时年51岁的他，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和同监室的其他人相比，体质还算不错，所以他并未报医。

730是当时涉嫌职务犯罪李姓在押人员在云南省看守所的代号。在被押进看守所前，他是滇西南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因为涉嫌触犯刑律，其时，正在看守所等待法律的裁决。

但中午饭后，730明显感到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呕吐，还不能平躺，又过了一阵，还是不见好转。他决定报医。

“接到他报医后，我们不到两分钟就赶到了他的监室。”云南省看守所卫生所负责人徐广仁警官说，这时的准确时间是2017年2月13日14点30分。

“我请申医生带他到医务室检查。”症状介于心梗和急性胃肠道炎症之间，徐广仁凭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加上看守所这个极为特殊的场所，感到应当重视730的症状。

申医生名叫申思敏，是云南省首屈一指的昆明医科大附属医院（简称云大医院）的疼痛科医师。她和急诊科的谭漾医师从2016年9月入驻省看守所，一起担任驻所医生至今。

2月13日抢救730，是她进驻省看守所以来最难忘的一天。

“他脸色苍白，但血压、脉搏、心率等生命体征又正常。从症状看，有心梗的迹象。”申思敏怕他是突发性心脏病，就赶紧给他做心电图，让他吸氧，给他服速效救心丸。

到17点左右，730的症状消失了。看守民警将他送回监室。

但18点30分左右，730又报医，说他又呕吐了一次。“我们怀疑先前的处理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做抽血等检查，但所医务室没有这个条件，决定外送云大医院。”申思敏说。

徐广仁、申思敏、谭漾会商后，迅速报告以政委职务全面主持看守所工作的田荣峰和当天值班的副所长赵云红。素来以“看守所无小事，在押人员小病就是大病”为工作原则的田荣峰、赵云红着急了。

“请你们赶紧向医院有关领导和处室汇报，按照我们双方协商好的合作机制，立即启动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我向上级领导报告，尽快办理好730入院就诊的一切手续。”田荣峰对申思敏和谭漾说。

在经过双方领导同意后，看守所与医院的在押人员紧急就医绿色通道瞬时开启。

没有绿色通道 ， 他就没命了

19点30分，看守所的9名工作人员陪同730，坐着警车开进了医院。民警协力搀扶，将730送进了急诊室。

“马上给他做了心电图，拍了胸片，做了心肌检查、腹部B超和头部CT。”申思敏说，这些检查一一做完后，先后排除了阑尾炎、心梗的可能。最后，到22点10分，胃肠外科的专家确诊他是急性胃肠炎发作，对他进行药物治疗，又给他输营养针剂，补充电解质。

经过治疗后，730的恶心呕吐症状消失。略微休息后，他们又陪着730回到了所里，此时已是23点10分。

“有了这个绿色紧急通道，排队挂号、排队缴费、排队取药、排队检查等程序都简化了。医生则按照医院最快的急会诊制度到场。”申思敏说，所谓急会诊，要求医生在接到通知后10分钟内必须到达指定位置。

那一夜，730解除了痛苦，酣然入眠。但田荣峰、赵云红、徐广仁、申思敏、谭漾等人却开启了不眠模式，大家都伴宿看守所，枕戈待旦。

“谢谢你们，我在外面也没有这么好的医疗保障。”次日，730对田荣峰表达了谢意。田荣峰说：“在这里，人人平等，不会因为你曾经的职务而获特殊关照。关在里面的所有人，只要遇到你这种症状，待遇和你一样。”

没多久，730就出所到监狱服刑了。

730能被快速排除心梗，受惠于看守所和医院搭建的紧急绿色就医通道机制。这个机制在一年前，就被一起紧急病例检验过。

2016年新春除夕前一天，任过州长、州政协主席，时年58岁的在押人员老孟身体突发险情。

“他蹲下后，突然便血。”田荣峰说，“后来据医生估算，出血量很大，大概排出了600ml，这很可怕。”

紧急启动绿色就诊通道后，看守所警车仅20分钟就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奔驰了约20公里，将老孟送到云大医院。通过胃镜检查，医生发现他消化道有血管破裂出血，“常见的基础病，他都有。到了医院，1分钟没耽搁，就进检查室抢救。医生用两个夹子夹住了出血点，给他止血。”

通过急救老孟，田荣峰直观感受到了“时间就是生命”的说法，“若没有这个绿色通道，我敢说，他命没了。”

构建机制很重要

至少在10年前，云南省看守所还没有这么好的医疗保障。

随着关押人员成分涉嫌职务犯罪者日渐增多，以及“躲猫猫”事件给看守拘押系统带来的不利影响，时任云南省公安厅监管总队副总队长、省看守所所长陆永昌开始动脑子。他想重塑公安机关看守系统“科学、严格、文明、依法”的形象。

恰在此时，杨健宁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调到看守所工作。杨健宁是一个好动脑子的年轻人，到看守所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可以从在押人员就医，以确保其生命权、健康权这个角度破题。

经陈永昌同意，杨建宁找各方面申请、报告，最后建立了看守所的医务室，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设备。但医生从哪里来呢？杨建宁想从医院找帮手，“请他们派员分期分批进驻，定期轮换”。经过一番协调，医生来了。

但效果并不好。医生来的意愿并不强，因为来这儿对他们益处不多。田荣峰发现，医生晋升职称，必须有一年以上的下乡经历。一个金点子出现在他脑海里，“我们想游说上级主管部门，将医生进驻省看守所工作一年等同为下乡经历。”

田荣峰带着杨健宁反反复复跑省卫计委。最终，省卫计委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样，医生就愿意来看守所了。”

从这个制度的神奇效果，田荣峰看到了构建机制的重要性，“和云南最好的医院建立联系还不够，还要和他们构建在押人员紧急就医的绿色通道制度。在押人员多为处级以上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年纪较大、患‘三高’者居多，八九成的人有各种慢性疾病。一旦出问题，像老孟那样突然便血，没有紧急就医通道，等你去排队整这整那，人可能就没了。”

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达成一致：云大医院每年派遣两名医师以上且富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到看守所驻勤；不是特别紧急，但又疑难的疾病，由医院派出专家级医生到所里为病人就诊；遇到特别紧急的危重病情，医院免除一切程序，病人直接送进有关诊疗室就诊就治，先抢救，手续后补。

“我做了38年的刑辩律师，省看守所在这个方面走在看守系统的前列。”谈到省看守所的紧急就医机制，知名律师刘胡乐说，既然保障在押人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公安的重要职责，那么通过看守系统就医“社会化”的方式，给他们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就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