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在不断增长。然而，目前‘过劳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劳动者本人无法举证，家人举证也很困难，造成部分劳动者权益难以维护。”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说。

秦希燕告诉记者，在今年的两会上，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完善工伤保险制度，防止“过劳死”的建议》，提出完善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简化“过劳死”认定的因果关系、实现认定标准的量化、明确“过劳死”的责任承担等。

除了秦希燕，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为“过劳之惑”寻求解决之道。

过劳危机呈蔓延趋势

最近几年来，长期加班熬夜、赶项目，职场人士过劳猝死的消息不时被媒体报道。2016年，被网友称为“神曲”的《感觉身体被掏空》横空出世，刷遍朋友圈。不少人听后“笑中带泪”，直言歌词戳中自己内心痛点——过度加班，透支健康。

“过劳”一词源自日语，近些年来才被医学界正式命名。其定义为：因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重，心理压力太大，从而出现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导致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甚至危及生命。

“‘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秦希燕说。

陕西省总工会干部刘小萍代表一直呼吁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她列举了自己在调研中了解到的侵犯职工休息权的情况：“用值班替代加班，不给加班费，还有就是息工找补，效益不好时放假，订单来了就加班加点，不给你休息，没有加班工资……”

事实上，许多员工常常为了薪水，以及升迁、职业发展，选择“自愿”加班；而一旦出现“过劳死”的情况，我国法律上也没有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的明确规定，这种“过劳无责”又加剧了“过劳用工”的肆无忌惮。

“一些企业或机关的领导，把加班加点、牺牲休息休假权当成一种企业文化，‘我都带头加班了，你们也别下班了’等等。职工为了保饭碗，敢怒不敢言，维权成本也比较大，大家慢慢都习以为常，很多人都有这种无奈。”刘小萍代表说。

对此，黑龙江金马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泽林代表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现在不管是个人、企业管理者,还是社会层面,都把加班过多地作为正面来崇尚,这使得问题越来越大。”

工伤难认定导致维权尴尬

“其实，‘过劳死’并非在法律上得不到任何救济和保障。”秦希燕说，“根据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违法加班，导致职工‘过劳死’的，职工近亲属可以以民事侵权为由诉诸法院，请求损害赔偿。”

秦希燕进一步解释说，我国对劳动保障已经有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比如，《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劳动法》还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有权拒绝。

不过，秦希燕也认为，国家劳动保障法律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对于“过劳死”是否应当立法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关于“过劳死”应不应该视为工伤，也是实践中法律适用分歧最大的地方。

记者了解到，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的7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中并没有提及“过劳死”。只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

此外，目前,我国的职业病目录中包括职业性尘肺病、职业性皮肤病等常见职业病,而“过劳死”因病因多样、情况复杂,短时间内将其纳入职业病名录、归类固化还存在一定困难。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生孙伟代表从医学的角度，解释了“过劳死”的鉴定之难：“尸检时的鉴定只能判断具体的死因，比如是心脏病发作或者脑溢血导致的猝死，但是并不能给出‘过劳’的结论。”

“猝死有很多综合因素去判断，我们没法断定是不是之前加班过度了，是不是身体亚健康了，这样一来，‘过劳死’的因果关系就很难成立。”孙伟解释道。

缺乏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的明确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持谨慎态度，导致“过劳死”处于无法律保护的尴尬境地。

强硬保障还须立法先行

有代表呼吁，要更多地从立法角度给予劳动者更强硬的保障。

“仅仅依靠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关于‘过劳死’多停留在性质之争上，而法律保障体制方面尚未成熟。”秦希燕直言。

秦希燕告诉记者，“过劳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过劳死”具备认定为工伤的多个构成要件，完全可以将“过劳死”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处理，将“过劳死”纳入工伤保险保障。

“除此以外，还应该立法明确‘过劳死’的认定标准，并设置专门权威的‘过劳死’认定机构。”秦希燕说，“现有的《劳动法》虽然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和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等，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有谁愿意冒着被单位‘炒鱿鱼’的风险去争取《劳动法》上的权利呢？这样就导致了用人单位知法犯法，劳动者忍气吞声的情况愈演愈烈，‘过劳死’现象无法得到遏制。”

李泽林代表也呼吁完善法律法规，“譬如，《劳动法》要想避免企业把加班当成一种常态,应当对企业有一个限制,提高对企业用工行为的要求等。”

采访中代表们强调，无论如何，保障劳动者健康和生命是大事，唯此才有和谐的劳动关系，才有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