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名家最初的文字，同样是青涩稚嫩的。鲁迅先生的《坟》，收入了自己最初写作时的部分文章，所以，他在为《坟》所写的题记中写道：“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20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在编辑《坟》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成了享誉中外的文坛大家了，那么，这些不成熟的文学，是不是要删除呢？鲁迅先生没有那样做，“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是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显然，鲁迅先生的态度是真诚的，对自己曾经的稚嫩毫不掩饰，这也是一种大家风范。在阅读过程中，发现拥有鲁迅先生这种大家风范的作家还有几位——季羡林、邓伟志、金庸几位作家也显示出了同样的令人敬仰的大家风范。

向来不太喜欢读名人日记，因为这些人在写日记的时候，已经知道日记日后将出版，所以所写的东西已经不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了；即使写的时候尚不出名，但等到日记出版之时已经是名人了，这时往往会在出版前对日记内容进行删改，所以，我们读到的，其实已经不是真实的记录了。但季羡林老先生的《清华园日记》却是绝对可信的，因为季老在日记出版的时候坚持“一个字也不改”。《清华园日记》记录了季老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在清华园学习时的生活，记录了他成长过程中最初的生命痕迹，他称这些日记是“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位当时的学生的不光彩的事，而这个学生，后来却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所以，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当这本日记要出版时，有关方面建议季老删除对这位大名人有微词的地方，但季老没答应，坚持要保留，说是为了保持日记的真实程度。和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季老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记录了自己在战争到来时贪生怕死的心理，甚至还有性幻想的心理，有关方面也同样建议他做些改动，但季老坚决不同意，表示“一个字也不改，”他说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日记没做任何改动，还同时出了影印本。《清华园日记》出版后，因为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真实的季老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反而更加敬重他了，这是对他人格的敬仰，也是对他真诚心态的一种肯定。季老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真诚风范却长留人间，让我们永远为之仰望。

邓伟志先生是著名学者、社会学家，在学术领域建树颇丰，最近，上海大学出版社为其出版了《邓伟志全集》。一般来说，所谓的“全集”，不可能是全部作品，因为作者在全集出版之时，常常会对文章进行整理，把一些不适合的文章拿掉，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惯例了，但邓伟志先生在全集出版时，却坚决不删除那些不适合的文章，也就是说，他的全集中，收入了“包含错误观点的文章”，比如那些社会学尚未在中国恢复和重建时写的、未发表过的、为人民公社贴金的调查报告等。对于自己曾经的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多数作者的选择是一概拿掉，因为这些文章收到全集中，会有损作者的形象，但邓伟志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怕暴露自己曾经的不成熟思想，敢于亮丑，他这样解释收录这些观点错误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谬种流传，而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在社会学者眼里，成功与失败都具有历史价值。”

《明窗小札1963》是金庸先生的首部政论文集，辑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专栏中发表的194篇政论文章，近年由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出版。众所周知，金庸的武侠小说，他一直在不断地修改，几乎每有再版的机会，他都要对其进行改动，但这部《明窗小札1963》，却一个字也没改。事前，曾有人建议他对文稿进行删改，被他拒绝了，他对编者李以建说：“不要做事后诸葛亮，刻意修改或掩饰自己当时的观点和立场。”金庸先生的这种真诚态度，十分令人感动。刘国重先生因此感叹道：“这种态度，最是要得。不像有的人，不断改动自己早先的论政文章，又从不肯明白交代给读者，以此显示自己神目如电、绝对正确。对照之下，甚是可鄙！”

鲁迅先生曾说：“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显然，“悔其少作”的作家并不在少数，也因此，拒绝删改自己的文章的作家就更令人敬佩；真诚是一种老实态度，也是一种人格修为，当学者把真实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反而更加敬重他们了，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敬仰，也是对他们真诚心态的一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