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桩污染事件，一个农民和一家企业纠缠了16年。农民叫王恩林。

为了守住黑土地，这位只读过3年小学的农民，踏上了漫长的维权路。16年间，他从壮年步入老年，从农民变成熟谙不少法律法条的原告，从“不务正业”者成为了铁杆粉丝们口中的“老王”。

“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去年，“土十条”的颁布，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被污染土壤的修复可能。

在整个国家都向污染说不的当下，王恩林坚信，自己一定能看到黑土地里再次长出庄稼。

在王恩林20多岁时，榆树屯的黑土地上长满了蒲瓜、豆角、茄子、辣椒和玉米，“玉米长得老好了，能齐脖子”。可是如今，这块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郊的土地“啥都不长了”。

每300年到400年才长出一厘米的黑土地，养活了榆树屯几辈人。但是现在，它已经养不活榆树屯这上百户人了。

29年前，因为原齐齐哈尔化工集团先后征用了榆树屯844.4亩草原和450亩耕地，在没有任何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排放化工废水，榆树屯上百户人家的近2000亩耕地，出现了减产甚至绝产。

“农民没地了，搁啥活？”2016年的最后一天，坐在儿子王占凯家的火炕上，65岁的王恩林指挥着王占凯抱出半尺来高的一摞文件。

这是他四处奔忙15年，依法维权11年得到的全部结果。这里头有30年前签订的土地协议，20多年前政府土地部门的土地批复证，10多年前各个部门就污染问题的相关回复，3年前法院一审判定被告污染土地成立的判决书以及两年前法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的判决书。

“我要能长庄稼的地。”王恩林早已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站在法院的原告席上，听到属于自己的胜诉宣判。

大年夜“水患”

王恩林家的瓦房，就在原齐齐哈尔化工集团的旁边。

这座建于1948年的化工厂，主要生产烧碱、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一度曾是齐齐哈尔市的纳税大户。

村民们和化工厂比邻而居，几十年相安无事。直到2001年的大年夜。

“那年除夕夜，一家人眼看着水从屋里的地上冒出来，没多会儿就能没过脚脖子。饺子都没顾上吃，赶紧连夜转移吧。”在王恩林的记忆里，那天晚上，“水漫金山”的不止他们一家。

很快，有人判断，紧挨着屯子的一片大水泡子，应该就是罪魁祸首。

那片大水泡子原本是一片属于榆树屯的草原。1988年，化工厂征用了这片土地，用于排放化工废水。12年里，化工厂的烟囱日复一日地冒着浓烟，那根粗粗的排水口也日复一日地排放着深褐色的废水，直到草原变成了一个水塘。东北人管这叫水泡子。

尽管距离著名的扎龙湿地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这个足有1200多亩的水泡子却根本没有鱼，也引不来飞鸟驻足。

由于没有任何防渗漏处理，化工废水很自然地向地下渗漏，最终浸灌了地势较低的村民家。渗水事故发生后，化工厂索性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将被废水污染的428.6亩宅基地租赁下来，榆树屯整体北移。村民搬走后的土地，被化工厂用来堆放白色的电石渣，正好和化工废水直排的大水泡子紧挨着。

污水直排的后果，早在此次事故前就已经显现。从1998年左右开始，王恩林发现自己地里的玉米长势不如从前了。春天出青苗时，有村民抽取地下水灌溉后，苗被烧死了。大家琢磨着，地下水肯定被污染了。

2002年初，出于一个农民保护土地的本能，王恩林试着给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写了一封告状信，偷偷从办公室的门缝塞进去。“第一次写，没敢署名。”

这之后几年，陆陆续续，整个屯子里，出现耕地减产绝产情况的人家就有上百户，涉及近2000亩耕地。

他打算去告状，这回不写匿名信了。他往市里各个可能管得着污染的部门跑，市里不行就到省里，省里不行就上北京。他像冯小刚电影里的李雪莲一样，放下盖房的手艺，走上了一条四处反映化工厂污染的“异类”之路。他会迂回着奔赴省城哈尔滨，或者专门挑选除夕夜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很多时候，都是无功而返。别人眼里，全是徒劳消耗。

直到多年以后，王恩林才偶然得知，当年那封“没敢署名”的告状信，应该是起过作用的。

“2002年7月3日，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对黑龙江齐化有限公司租用的428.6亩土地排污构成的违法用地行为予以处理，并下达了《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补办临时用地审批手续，并处以30万元罚款。”王恩林从厚厚的“半尺来高”中，抽出一份落款为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的文件说，“你看，这算不算那封信起的作用呢，可我们这些农民一点都不知道啊。”

尽管化工厂受到过处罚，村民的生活却没什么变化。他们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田里依旧长不出“齐脖子高”的玉米。

“我要学法律”

2006年，王恩林想到了依法维权。

他写了一封诉状，送到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法院请求立案，被驳回了。“他们说我的诉状写得不对，立不了案。”

后来，王恩林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本《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从北京回齐齐哈尔的火车上，他翻完了这大半辈子里的第一本法律书后，干脆地甩出一句话：“我要学法律。”

正是从这本书里，王恩林知道了中国政法大学有一个环境资源研究中心，打电话过去，人家说：“你介绍下情况吧。”

没多久，中心派了一名律师来到榆树屯。调研过后，律师说：“可以打官司，我帮你们写诉状，但你们要自己准备好证据。”

证据是什么？就是用科学的数据和证据链条来充分证明，包括王恩林家在内上百户村民的耕地绝收减产与化工厂存在关系。否则，空口无凭，赔偿就毫无依据。

土地协议、土地批复证、政府回复、第三方对污染物的监测报告……王恩林把收集来的证据，一件一件地叠放在了一起，足足有半尺来高。“这么多文件和证据，能让我们这帮农民拿到，想不到吧？”

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掩藏在背后的可疑之处也越来越多。

1988年起，齐化集团征用了榆树屯村450亩耕地及844.4亩草原，在没有任何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排放污水，合同上共计1294.4亩。可到了1993年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污水池的使用面积则悄然变成了1981841.6平方米，即2972.7亩。

根据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县级人民政府只有批准耕地3亩，其他土地10亩的权利。国家建设征用耕地1000亩以上，其他土地2000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榆树屯的这2900多亩土地，并没有经由国务院批准过更改用途。

王恩林开始怀疑，村委会涉嫌多种失职违法行为，包括非法干涉经营权流转，瞒报基本农田面积，还有土地补偿款账务不公开等。

2015年，王恩林从市环保局的留档中发现，那块2002年租出去的428.6亩土地的原始合同上，明明写着租用目的为排污，但在给村民的合同副本上却写着治理。

就在王恩林拿着这摞文件、材料，试图尽快向记者讲清楚跨度近30年的黑白曲直时，《合同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的具体条款高频出现。这个只读过3年小学的农民，为了守住黑土地，在漫长的十数年维权路上，已经变成了半个法律专家。

法律规定和术语听起来的确枯燥艰涩，但掩藏在王恩林持续多年搜集到的证据背后的点滴现实，却异常生动而荒诞。

他到镇政府反映问题，书记说解决不了；他找省环保厅，碰到省厅环境监察局局长，请求区监察局去检测土壤，被拒绝；他去找市国土资源局信访办要求撤销污水池的《国土资源使用证》，被拒绝；他拿着证据去昂昂溪区公证处，要求撤销非法的土地租用合同，公证处拒绝。

王恩林并不是去求谁，急了也会质问对方：“你们是干什么的？你这是失职。”对方也急，甩回他一句：“那你们起诉吧。”

王恩林还找到了化工厂位于北京的集团总部。终于碰上有人愿意接待他了，可最后得到的还是一句“理解但无能为力”。

从“立不了案”到“立案”，中间相隔了整整8年。2014年6月27日，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法院发来受理案件通知书。随后，法院一审裁决，判定被告齐化污染土地成立，要求赔偿主张权利的55户村民两年损失共计81万多元。

然而，被告将官司拖入二审。2015年12月22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认定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法院（2015）昂民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事实究竟哪里不清？王恩林问送文书来的昂昂溪区法院一位法官：“我们通过有资质证书的第三方机构，对地下水、地表水和地上土壤，包括化工厂的污水泡子进行检测，检测的数据我们应有尽有。具体认定事实不清，是把我们以前鉴定否决，是说不具有一定的效力？还是不具有一定的证明力？”

法官回答：“这倒没说。”

坚信自己能赢

案子在僵持。生活却还要继续。

走在冬日的榆树屯里，很少能碰到人。只有空气里弥漫着的呛人煤烟，还透露着那些低矮瓦房里有人在生活。

那个化工厂也没有多繁华，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它在空旷的雪地上兀自沉默着。大门口，停放着几辆大型闷罐货车。车在厂区里开了几分钟，兜了一个来回，只见到一个门卫。从门卫处往外，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临近路的职工宿舍区，几栋楼房，孤零零的，墙漆斑驳。

尽管这个工厂在榆树屯边存在了一个甲子，但对榆树屯的人来说，除了早些年在工厂门口摆个菜摊、换点零花钱之外，他们与这个化工厂之间再没有更多的关系。

现在，因为污染扯上的关系，却在加速榆树屯的衰败。

很少有人愿意放下生计，投入到一场结果未知的对抗里。地荒了，多数人更愿意出门打份工，这个村子人气渐散。

100多户遭受污染损失的村民里，有54户委托王恩林为代表去打官司，共涉及517亩土地，王恩林自己家只占了7亩。王恩林爱土地，但他已经无力耕种了。他也不打算像别人那样出走，因为，他又能去哪里呢？

经年累月。榆树屯的村民也不得不承认，这桩污染事件以及由之而起的诉讼与官司，之所以持久未决的原因，复杂而庞大。

早年技术水平所限、环保要求缺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员流动、执法人员短缺，企业经济状况欠佳、无力偿还环保欠账……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牵扯，时间越久，老问题叠加新问题，日益纠缠成一团无法理清的乱麻。

十数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也多有行动——

2002年7月，齐齐哈尔市环保局对齐化污水问题给予30万元罚款处罚；

2007年，因污染处理设施没有正常运行，齐化集团一度被环保部叫停整改；

2014年8月，齐化集团再次因存在5项环境问题被环保部“点名”。这5项问题包括：8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50万吨/年ARGG项目无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电石渣堆场进行了夯实处理，但未采取其他防渗措施；厂区南侧水泡水体pH值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底泥中pH值、总汞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周边一户居民浅层水井(18米)铁检测指标超标；周边浅层地下水COD和氯化物2项指标曾超标。

2016年 5月，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从国家层面对土地污染防治提出规划，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这被称为土壤修复事业的里程碑事件。在整个国家都对土地污染说不的背景下，2016年底，化工厂在各方压力下，也清走了那片428.6亩土地上“白茫茫一片、小山似的”白渣。

但却并未作修复处理。这片地，曾经堆放过含水率至少70%以上的电石渣浆，渗漏污染早已对土地造成了严重的侵蚀。要修复的费用，又是一个巨额数字。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把王恩林和村民们的生活拉回原来的轨道上。

这么多年，为了解决问题，王恩林四处求助。很多人听了他的故事，一边敬佩一个农民的执着，一边也会不理解地追问，这么做究竟值不值？毕竟，从自身可能获得的赔偿回报去计算，这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

“值吗？用一段无法再有的生命，去要一个不多的赔偿。”当记者忍不住重复这个追问时，王恩林毫不犹豫：“值！”说的时候，他还会用力挥动着手，加重“值”的坚定。

沉浸得太久，王恩林一说起案子，情绪和用词都带着点昂扬的味道，好像真的打赢了一样。可是，他就是相信，不，是坚信，自己一定能赢，因为道理和法理都在自己这一边。这个顽强的老头早已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站在法院的原告席上，听到属于自己的胜诉宣判。

“这才哪到哪儿”

在王恩林的筹划里，他要打的官司，才刚刚开始。

“那个案子，现在的诉讼请求只是2012年、2013年两年土地绝产少产的损失，这才哪到哪儿啊。”王恩林说，“地里长不了苗也不是只有两年。”

漫长的维权路上，虽然他也曾经被村子里的人在背后议论为“不务正业”，但王恩林并不是一个人。

王宝琴，虽然家里被污染的地只有两亩，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几乎所有的行动里，都有她的身影。

还有被电石渣占用13亩耕地的董景阳，果树被水泥厂污染的李殿奎，包租的鱼塘被他人违背合法程序强夺的吴宝春等，十几位有着各种遭遇的村民，慢慢聚集在懂法律的老王的周围，成了他的铁杆粉丝。

这些铁杆粉丝都喊他“老王”，有时候也喊他“董事长”。多年的思虑，让老王做事时总是会考虑得特别细致，带着点运筹帷幄的气质。

“他这人，做事情坚决，脾气也倔，说话也容易急，说啥是啥，可不就像董事长嘛。”王宝琴笑着调侃。但对老王说的话，行动上，她却总是特别配合。

王恩林几年前就身患肺病，身体异常虚弱。东北农村，到了冬天大家都在猫冬，一天只吃两顿饭，即便这样，王恩林每顿饭也只能吃下很少很少。自己家里的房子太简陋，有人来时，他都招呼客人到儿子王占凯家。可是，就是从自己家到儿子家这七八十米的距离，他步行过来，也成了极其耗费体力的事儿。

“俺们就是不想惹他生气。”王宝琴一语点破“配合”背后的用意。

王恩林清瘦。不说案子的时候，话很少；一旦有人问一句“案子怎么样了”，他的眼神里便立刻会闪着光。村子里再没有第二个人像老王一样，对法律如此熟悉了。他现在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是最不能倒下的人。他肺病发作，吐血吐得厉害。可实在没钱看病，王宝琴就四处化缘，架着他上医院。

王宝琴最佩服王恩林的一点是，他身上总有些东西，能打动别人来帮助这些污染受害者，比如他请来的律师，帮他们打官司不要钱。还有人帮他们进行了大水泡子和电石渣场的污染物检测，这也成为依法维权证据链上很重要的一环。

博士生孙晓坤正在做“环境污染受害者是如何使用新媒体推动维权”的相关研究。她在深入调研了王恩林的维权经历后说：“污染受害者很多都是农民，但愿意站出来的人，总是少数。”

在她看来，一个村子的事本来就很少能进入公众视野，愿意站出来维权的人也少，像王恩林这样坚持走司法途径维权的人，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究竟如何向污染说不，真实的污染案例是如何发生的，榆树屯这起污染案例，在孙晓坤看来，正是一个了解和观察环境问题的窗口。

北方的大多数人对像雾霾这样的环境问题，都有切身体会。但如果不亲自到污染现场看一看、走一走，很多人并不知道，个体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可以做点什么。

冬日的榆树屯，好天气时，空气格外通透；树上、草上结的霜花，雪白娇美；人踩着厚厚的雪地，咯吱咯吱地响，特别“东北”。

但是，新年第一天，当榆树屯同样陷入笼罩近半个中国的严重雾霾中时，化工厂冒出的白烟努力溶入浑浊空气里，看上去就像钠离子饱和的一缸海水，还有人不断向里加盐般，随时都可能析出点什么。

在这样的天气里，记者在王宝琴和王占凯的带领下，来到污染现场。

白雪和冰冻完美地掩藏了水泡子里的真相。

王占凯拿出带来的铁锥，一下下用力地凿向冰面。几分钟后，厚厚的冰层被洞穿，黑色的水猛然间翻上来，淹没冰窟窿周边的雪白。现在，化工厂已经停止直排污水进这个水泡子了，但这片1200多亩，差不多相当于120多个足球场大的水域，汞含量超标严重，谁来治理？

在电石渣堆场，有王占凯小时候的家。但是现在，电石渣被清理到了工厂的围墙里，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堆放而已，那道红砖砌起的围墙拦不住地底下的渗透。围墙里，含有水分的黑色渣泥，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冬天，没有像别的土一样被冻住，还隐隐泛着臭味。

“不管怎么说，这周围的地是长不出苗了。”王占凯感叹。

王宝琴看着王占凯介绍着污染的情况，悄悄对记者说：“我们打官司的事从来不让占凯掺乎，但是这么多年，孩子听也听会了。”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皆为 本报记者李瑾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