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废品回收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等原因，2015年，全国回收企业同比减少了7000家，回收站点减少了5万个，从业人员减少了300万人，垃圾回收与处理面临巨大挑战。

说到垃圾回收，你会想到什么？

穿街走巷的拾荒者？堆积如山的垃圾场？抑或分不清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垃圾桶？

当互联网“+”上垃圾回收后，这一对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组合却产生了独特的反应。

现在，只要你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可以预约专人上门回收，卖掉的垃圾或者直接变成零钱，或者通过积分累积的方式兑换成日常的生活用品。

与此同时，在市场与资本层面，围绕着“收废品”，一场资本暗战正在逐渐升级。那么，互联网会给这个颇为传统的回收行业带来哪些改变？这些互联网回收平台又会面临哪些挑战，需要如何破解呢？

垃圾回收进入“互联网+”时代

2015年可以被称为“互联网+可再生资源回收”平台的引爆之年。

当年7月，国内首家基于移动互联技术、提供标准化上门服务的再生资源回收商、运营商——再生活（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再生活”）获得千万级A轮融资；同一个月，国内首个智能固废回收整体方案提供商和运营商——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简称“盈创回收”）获得A轮1500万美元融资；8月，专注于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的上市公司格林美启动全国首个全方位分类回收互联网平台“回收哥”，目前已进入武汉、深圳、荆门、天津4个城市，有超过3000名回收人员加盟，单日废品回收量突破300吨……

据统计，目前全国的“互联网+可再生资源回收”平台的数量超过100家。该类平台之所以在2015年集中爆发，除了互联网技术自身演进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垃圾回收与处理的供需失衡。

从废品回收的需求端看，根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24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总量超过1.8亿吨。而无论是垃圾填埋还是焚烧都难以跟上垃圾产生的速度。

以长沙市为例，2011年前后，长沙每天产生的垃圾为3000吨左右，现已上升到每天5000吨。“这让长沙市唯一的垃圾填满场不堪重负，开始拒绝接收附近县市的垃圾。”长沙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秘书长周儆说，“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各大中小城市的严峻问题。

而从废品回收的供给端来看，由于居民意识未到位、政府缺位和错位等原因，已在中国推行多年的垃圾分类始终停留在形式层面，难以有进一步突破；而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废品回收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等原因，2015年，全国回收企业同比减少了7000家，回收站点减少了5万个，从业人员减少了300万人，垃圾回收与处理面临巨大挑战。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制定《循环经济推进计划》，主要内容是希望借力互联网，探索“互联网+回收”的模式推动垃圾减量。更何况，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我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10大类别可再生资源总量约为2.46亿吨，回收总值为5149.4亿元。

在技术演进、现实需求、政策引导和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垃圾回收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

改变行业信息不对称

登记注册、领取专属的二维码、在家里将可回收垃圾打包、装袋、贴上二维码、放到指定的绿动循环垃圾箱里。

通过这些步骤，湖南省长沙市的林女士就获得了一次积分。当积分到达一定的额度时，她就可以用那些原本被她丢弃的垃圾，去换洗发水、洗衣粉、手机充值费和物业费了。另外，她还可以通过微信进行预约，会有专门的回收人员前来回收垃圾。

林女士使用的O2O垃圾分类及回收平台——绿动循环，是由湖南省绿动循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目前已在长沙70多个小区和湘潭全市投入使用，拥有5万多名用户。

那么，“互联网+”模式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

在绿动循环董事长李杜看来，互联网首先解决的是垃圾回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传统的回收方式人员不固定、价格随意更改、回收废品不明确等因素，居民在卖废品时常常要么找不到人，要么回收人员态度恶劣，最后往往选择直接将垃圾丢弃。但在“互联网+”模式之下，无论是价格、流程还是人员实现了标准化，“信息透明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也相应减少了”。

作为免费上门回收废品服务平台“再生活”的创始人兼CEO，夏凡认为，互联网模式能够有效减少中间环节。传统的做法里，一件废品要被回收起码经过5个环节：居民—小回收商—批发回收商—分拣厂—加工处理企业；通过互联网模式，这些中间环节都可以直接省略，居民家的废品，通过再生活，可以直接到达加工处理企业，不仅大幅减少中间费用，还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率。现在，再生活的一名回收人员每个月可以服务1000户；每人每月接单量1200—1500单，是个体回收者的几十倍。

不仅如此，“互联网+垃圾回收”还能够培育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据周儆介绍，传统的回收企业出于逐利考虑，对回收品种大多是“利大抢收，利小不收”，因此，废纸、废金属等价值较高的品种回收率可达70%，一些价值低的品种回收率为20%左右。通过活动宣传和礼品兑换的激励机制，李杜发现，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意愿也大大提高了，“原来一个社区可能就那么几户进行垃圾分类，现在我们已经能将垃圾分类的参与率提高到30%左右。大量原来利润少、回收率不高的可再生资源得以被回收利用。”李杜说。

“ 用户比废品值钱 ”

然而，在成立了3年之后，绿动循环才刚刚做到收支平衡。

“目前维持公司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贩卖垃圾和政府补贴。”李杜坦言，由于废品贩卖利润低、成本太高，用户规模又相对有限，绿动循环目前还未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当前仍然是以扩大用户群为目标。

事实上，盈利始终是困扰“互联网+垃圾回收”企业的一大问题。李杜说，经过2015年的“百花齐放”后，今年已有不少企业相继陷入运营困难的境地。创办于2015年6月的移动网络旧物回收平台——“9贝壳”，在今年10月份的停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家公司创始人都来自“阿里军团”、曾吸引500万美元天使轮融资的“不差钱”公司为何会最终倒下？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林长期以城市垃圾分类为研究课题，他认为，9贝壳的失败在于：循环经济却没有循环，前期回收难以保证，后期处理又没有处理能力，最终还得依赖合作企业。

9贝壳创始人谭飙则说，回收业要实现盈利只有一条路：回收物到达一定量，让成本和收益成正比，量小则必然亏损。而实际运营中，上门人员因为有单必接，四处奔忙之后，收到的回收物却只有一点点，物流成本成了一个无法填满的大坑。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涛认为，回收企业应当从赚取再生品的上下游差价，逐步转向聚合零散用户，并深度挖掘用户价值。

“用户比废品值钱。”常涛介绍，目前，盈创智能回收机的广告收入占70%，活动收入占30%。而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卖大数据，直接为饮料生产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比如，哪些品牌的饮料最畅销，企业皆可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生产销售方面的决策。“这种方式提供的价值要远高于废瓶子提供的价值。”

此外，9贝壳之所以会倒下，没有与政府和社区建立线下平台也是重要原因。在李杜看来，垃圾分类与回收涉及太多环节，如果没有获得政府和社区的支持，单靠企业很难做起来。她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绿动循环刚开始做的时候，一方面是物业一关难以突破，另一方面居民也存在疑虑，“想进社区，困难重重”。而一旦获得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支持，就容易很多。“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湘潭很快就实现了全市小区的覆盖。”

“垃圾分类回收是个经济价值较低，但社会环境效益较大的行业。”李杜认为，政府的扶持和优惠政策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