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深圳两月龄宝宝斌斌捐出自己的肾脏，成为目前公开的年龄最小捐献者；去年1月，知名青年女歌手姚贝娜捐出自己的眼角膜……随着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知晓，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捐献使用的主要渠道，这标志着，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了更文明的新阶段。

“通过器官移植可以治愈一些重大疾病，帮助一批重病患者延续生命，已经为社会公众所公认。也基于此，近年来，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也是逐年递增。”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知水教授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工作的难点在于捐赠者及其家属的认知，以及社会对于器官捐赠方面的认知误区。

“遗憾时有发生又很难避免”

采访中，《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保全尸”、“死者为大”等传统观念，这些让器官捐献工作常常被误解甚至留下遗憾。2013年夏季的一天凌晨2时，一名已经签署了捐献协议书的患者被护送到了同济医院，此时，这位50多岁的男性不幸因车祸已经脑死亡，人已进入深度昏迷，靠呼吸机和药品在维持，血压也极不稳定，生命体征细若游丝。虽然几经抢救，患者最终逝去。然而，最后一次抽血化验表明，死者的肌酐值已超标数倍，肝脏也有部分已因缺氧而坏死，医生遗憾地宣布：死者的肝肾已不再适合移植。这个结果也意味着，当晚接到通知赶到医院等候移植的3位患者失望而归。这种无奈和遗憾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时常遇到，也让器官捐献移植过程中的每位工作人员都倍感责任重大，惟有在每个环节都尽力而为，方能争取到更多的让捐献者和受捐者生命同时“延续”的时机。

“这样的遗憾时有发生又很难避免！”陈知水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依据国际惯例，同时考虑到我国的传统观念、习俗以及法律伦理问题，器官捐献不仅要求本人同意，更要求全体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由于捐献者本人在捐献的关键期常常已经无意识或意识不清，因而家属的观念和态度往往决定了捐献移植最终的成败。

不过，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尤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受这样的新观念，“中华民族讲究‘传承’，文化的延续，生命的相传，如果把你的器官捐献给别人，相当于你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活下去！”

志愿者从6人增加到8358人

来自官方的统计显示，武汉市自2000年开展遗体捐献，当年遗体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仅有6人。2009年，该市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确定为全国首批器官捐献10个试点省市之一，截至2015年底，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人数累计达8358人，16年来登记志愿者人数翻了上百倍，成功为1600多人带来生机。

然而，这样的数量增长依然无法满足需求。陈知水介绍，器官移植的供体此前有司法途径、亲属捐赠以及社会捐赠三个途径，司法途径的取消既是司法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家属捐赠要受到家属自身体质以及所需器官限制，因此社会捐赠是最为倚重的方式。虽然，现在全国每年可以完成一万多例手术，但需求的缺口更大，官方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0多万重病患者正排队等待器官移植救命，且每年以7%的速度在增长。2015年，全国仅2766名志愿者共捐出7700多个器官。一年间，1万多人在等待中死亡。

陈知水说，在全面停止司法途径获取供体之初，整个业内曾有过担忧，供体来源渠道的减少会否影响到移植手术的数量，进而影响到重病患者病痛的解除。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在取消司法途径获取供体之后，手术的数量甚至稳中有升，这进一步说明，国人的观念已经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蔡丽萍家住武汉市江夏区，她曾历经艰辛，照顾一对患有罕见病的双胞胎儿子到17岁。去年7月，一对儿子在一周内不幸双双离世，蔡丽萍捐出儿子的眼角膜、肝脏、肾脏，挽救了5位垂危者。她说，小儿子曾告诉她，梦见和哥哥一起去救人了。如果无法战胜疾病，让孩子的生命在另一个人身上延续，是最好的方式，他们的眼睛还能继续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