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７日的下午一点半，记者拨通了谢航的电话。他刚参加完搜救郭川的飞行回来。当时是夏威夷时间晚上７点半，他说自己非常累，要马上睡觉，说不了太多。

谢航说：“我１９９１年来的夏威夷，来了２５年，一直在做渔业生意。今天我也登机去搜救郭川了。他落水的地方顺着水流方向下游有五六个岛礁。那里的海域有点奇怪，洋流从南向北从第三和第四礁中间流过后就东西分流了，所以郭川有可能漂向了东边，也有可能漂向了西边。这给搜救增加了很大难度。”

“根据洋流情况分析，郭川７０％的可能性是往东漂去了。所以昨天飞机往东飞去搜救，飞了一圈，回来说没有找到。昨天我没上飞机，今天我上去了，飞机往西飞去搜寻。往西的洋流流动速度很快，今天我在机舱里要飞行员尽量飞时间更长一些。我们飞了很久，空中搜看了６个岛礁。我们低飞了很长时间，有点辛苦。我们从夏威夷出发时飞行高度是３２００英尺，贴近岛礁搜寻的时候降到１０００英尺，最低的时候只有５００英尺，很低很低的。当时飞行速度降慢，我们能看清下面的情况。”

“这些岛礁中有一个上面有淡水。那里有一个二战期间修建的小型飞机场，现在已经废弃。我最希望郭川出事时知道这个岛。如果他知道这个岛的存在，穿着救生衣是可以漂到那里的，不算特别远。岛上有二战期间修建的带有淡水的设施。昨天我们重点搜寻了这个岛，但没找到他。”

“我是１０月３０号从国内回来的，刚下飞机，他们就找到我帮忙，让我找飞机。我第二天就找到了飞机，但需要次日中午１２点之前把钱付给飞机公司，那样我们就可以尽快出发搜救郭川。救人如救火，刻不容缓啊，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尽快汇款过来，后来就有人把钱汇过来了。随后我们就急忙筹备，进行了两天的搜救。”

谢航在和记者的交谈中最后提到了有人紧急把钱汇给了飞机公司，让飞行搜救得以成行。记者经过调查，找到了这个汇款的人。她是郭川的同学，在美国旧金山定居。她愿意和记者分享事情的经过，却要求不披露她的姓名。“因为，我觉得我为郭川做得实在太少了。”

她说：“当时是凌晨一点多，我接到了郭川家人的电话，请求我给飞机公司寄钱。我最为难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汇款合同凭证，对于收款公司一无所知。我手里也没闲钱，只能把用来供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寄过去。”

“郭川的家人说形势万分危急，其他渠道打不过钱去，我必须要在当天中午之前把钱寄过去。我接到电话后马上起床上网去查阅收款公司的情况，早上８点多给他们打电话，希望能敲定合同。对方的答复很简单：必须中午之前把钱打过来，否则明天无法组织营救。他们不管我有多难。”

“我当时压力特别大，不能让这个事坏在我的手里。郭川出事后，我们同学都很给力，策划了很多活动，但挫折不断，都不能成行。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做成的、或许是最后一次营救行动。我觉得绝不能让行动坏在我的手里。

“十多年前回国参加同学聚会，郭川抱着一个手提电脑，那时有台笔记本还是很酷的。他让我看他的一些探险照片，关于他飞三角翼什么的。他讲得很认真，很严肃。我第一次听到了另外一种的声音。我非常的惊讶，知道这个同学不是过去我认识的那个聪明淘气的小家伙了。”

“郭川一直在追寻生活的意义，一直希望带给大家积极的影响。他激励我们永远去做更好的自己，积极面对人生。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却从来没能为他做什么。我很愧疚！我现在非常想念他。”

（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７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