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即是路，路即是道。

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少时温《故乡》，以为闰土就是另一个自己，以为浙右的猹与皖西南的獾无大差别，在衣食并不富足的年代，它们都长着狰狞獠牙，从农人的口中盗抢食物。不同的是，闰土是在西瓜地里执胡叉叉猹，我是在玉米地里用锯屑烧烟熏獾子。北人谓无边的高粱地为青纱帐，南人的玉米地其实也是绿森林。我记得，夏秋的黄昏，放学之后，我每每怀着国士赴难的萧萧易水之心，提着一竹篮子锯屑，穿谷，越岭，攀山，去往一处名曰鹅包的自留地，在风吹沙沙响的玉米地头，点燃一堆烟，然后落荒而逃，身后黏着猛兽和鬼影。垂暮的黑森林，是一个巨大的恐怖的未知，可是父亲的黑脸和棍子，比未知还要未知。在棍棒和魔域间寻求一条保身的缝隙，大约也算得最初的生存之道。

“大道如青天”，诗句超迈逸尘，但李太白写这首诗时，与写《聊斋》的蒲松龄一样，心中有千里孤愤。人间貌似处处是金光大道，在今日小儿女眼里，甚至处处是星光大道，满心指望一脚踏上红毯子，夜半闻名，天下霸唱。我们的脚实际丈量的，却往往是羊肠小径，是剑阁栈道，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路难，发此喟叹的，自然不只是李翰林。走御道的帝王有如是叹，如刘邦吟《大风歌》；牵牛扛犁耕于田亩的农人有如是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智者仁人有如是叹，“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上古以来，世间的道路越修越宽，但即使是行驶在笔直的八车道上，我们仍然感到狭窄如独木桥，远不如三五人行走乡野阡陌间感到宽阔。廊庙高官，商界巨贾，江湖樵渔，市井卖浆者流，所有人走的其实都是九弯十八曲的山路。因此才有“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之类的良美祝愿。所谓祝愿，我以为就代表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祝词、愿望、祈祷、企盼都是隐喻和灯烛，暗示并反照着路途中的曲折与风险。

《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形而下的具象的东西，譬如身体，譬如脚板；道，形而上的抽象的东西，譬如思维，譬如观念。依我这山中野人的粗俗理解，器载道，而道引器，无器，则道无所依归，无道，则器如同朽木腐石。我们走在现实的道上，思想却应当像敦煌飞天女一样云翔，如庄子所说的北冥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作逍遥游。密实的人生应如是，密中应有虚，动静合规矩守法度，而追求不妨清远高蹈，不然便无生趣；读书写作应如是，方块字应当是道（大道、正道、光明之道）的器皿，所谓“文以载道”，否则就是字尸。自先秦古歌、《诗经》、《楚辞》、两汉文章始，文章莫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莫不言之有物，求真传善向美。艺术亦如是。

文章之事非细事，事关“经国之大业”。文章之事非易事，吟得肠断方得一佳句。文章之道，随星辰流转也时在变幻中，所谓“道可道，非恒道”。正因其难，正因其变化万千，正因其间滋味无穷不可尽道，千百年无数诗人作家营营于其间，劳神费思而不倦，眼昏发落而不厌，乃至血流头断而不弃。山中野人虽资性平庸，然而也孜孜然，矻矻然，最初的梦如日月，烨烨照耀着寂寞的文章苦旅。

初心即是道，通往辽阔的远方。初心不忘，道路宽广。